“Helpme，please！”前日深夜，成都女孩刘小姐突然接到西班牙朋友Jose来自网络的求助：“我朋友正在割腕自杀，请帮忙营救。”刘小姐火速报警。成都市区、双流等地警方迅速展开搜寻……
MSN求救 一名女孩在自杀？
前晚11时许，刘小姐正在东风路的家中上网。突然，远在西班牙的朋友Jose通过MSN发来求救信息：“我朋友因为一些事情想不开，在割腕自杀，你正好在成都，快帮帮我！”
“不可能！今天又不是愚人节。”刘小姐不敢相信这是真的。Jose随后传来了一张照片，是网络视频聊天的截屏图。刘小姐看到图片上赫然有一只已经割出血口的手腕。Jose说，那个女孩正与他视频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割腕自杀，并将割开的血口子展示在摄像头前。“我先稳住她。请你马上报警！”Jose十分着急。
时间就是生命，刘小姐决定马上报警，为营救女孩争取时间！
警方出动 紧急搜寻自杀女
但女孩究竟在哪里？Jose告诉刘小姐，他隐约知道这个女孩与成都的几个地名有关：九江、外化成、光荣小区。同时，Jose称该女孩的名字叫吴希(化名)。
警方立即行动，金牛公安分局马上责成外化成小区及光荣小区所在的派出所迅速查找有无“吴希”此人。因为双流有个九江镇，双流县公安局也迅速派人查找该镇有无此人。在警方查找的过程中，刘小姐一直叮嘱远在西班牙的Jose继续稳住吴希。功夫不负有心人，Jose终于问出吴希的家庭地址是营康西路某处，刘小姐迅速将此消息反馈给警方。
昨日凌晨2时，经茶店子派出所仔细查询，终于查到吴希所说的住址属实，并找上门去。但此时吴希并不在家，其父母根本不知道女儿出事了。
正在大伙查找吴希下落时，凌晨2时半，刘小姐终于从Jose处得到消息，吴希已自行前往西门某医院救治，并希望不再惊动警方。
男子揭秘 感情不和起纠葛
得知吴希没事后，刘小姐大舒了一口气。Jose在惊魂未定中告诉了刘小姐一个跨国恋故事。原来，33岁的Jose与24岁的吴希是通过网络认识、相恋的。今年5月，Jose专程从西班牙来成都与吴希见面，彼此印象还不错。但吴希提出要跟Jose结婚，Jose觉得双方了解得还不多，便没有同意。Jose回西班牙后，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后来，Jose觉得吴希并不适合他，提出分手。前晚，两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时，又因为这些事情吵架，一气之下，吴希竟扬言要自杀，并将已经割了一刀的手腕通过视频给Jose看。Jose着急了，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他一边好言稳住吴希，一边向成都的朋友刘小姐求助。
随后，刘小姐又打电话到医院查询，医院却称没有收治此类病人。当她将此消息反馈给Jose，Jose愤愤地说：“她又欺骗了我。”他表示自己不会再与吴希好下去，并希望刘小姐能带吴希去找心理医生看看。
女孩醒悟 不会再做傻事了
昨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上吴希。吴希说，Jose一直对她有许多误解，她曾多次解释，但Jose并不相信。她觉得这样太累了，曾主动提出分开一段时间，大家冷静一下，可Jose不答应。前日深夜，当两个人又在网上聊天，她再次发现Jose不信任他，两人又为此争执起来。她觉得自己好累，“我当时有点想不开，就拿出刀片划伤了手腕……”但当得知Jose发动成都朋友找她，Jose又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她渐渐清醒过来，自己走到医院，找到在此当医生的姐姐包扎了伤口。“我今后不会再做傻事，与Jose也许不能再续缘，但我希望他能够相信我。”
bodyend
与此同时，热心的刘小姐也想劝诫那些处在感情纠葛中的朋友：毕竟相爱一场，应该好聚好散。不管怎样，都该珍惜自己的生命。
2007年9月22日星期六
“借精生子”伦理困境：专家担心近亲之恋
提要：四十岁男子与20岁女孩同居5年，女孩人工授精后产下孩子，但男子否认是其父亲，称被女孩胁迫人工授精。供精人工授精引发的法律及伦理问题逐步浮出水面。
供精人工授精（ＡＩＤ）仅仅是全部生殖过程中的一项生殖技术。它的生殖方式表明，生殖过程与性爱、婚姻、人伦、家庭似乎可以分离。因此，它所遇到的伦理学争论是前所未有的。多年以后，人们也许会发现它已改变了许多与它有关的伦理观念和法律态度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发自武汉、广州
大众对精子捐献仍缺乏了解。目前，自愿供精者寥寥 王轶庶／图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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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精子库的一间取精室 王轶庶／图
采集完毕的精液经过处理后，被贮存在这样的液态氮中 王轶庶／图
借精生子引发诉讼
“你知道提供精子的后果吗？”
“我知道……不过我只是提供了种子，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法庭上，张强对法官说。
四十多岁的张强已结婚生子，和比他小２０岁的小红同居已有５年。他们通过人工授精成功生下一女后翻脸，单身妈妈小红将孩子的父亲张强告上法庭，要求其承担孩子的抚养费，张强则辩称自己是被迫供精。
小女儿已经开始呀呀学语了。“我盼她快长大，又怕她长大。懂事了，她要是问我爸爸是谁，我怎么回答呢。”小红说。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７日上午，武汉市武昌区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这个“借精生子”案。在此之前，法官们没有遇到过同样的案例。
小红和张强开始“家庭生活”后，曾经４次流产，因无法正常怀孕，医生建议她试试人工授精。２００５年６月，两人用伪造的结婚证，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人工授精成功。第二年２月，小红生下一女孩。她本来希望，用孩子“拴”住张强的心。
但适得其反。张强说人工授精“是被胁迫去做的”：“她威胁我，要是不去做，就去我单位里闹，去找我老婆。她不正常。她达不到目的就以自残相威胁。”
张强和小红作过一番“恳谈”，表示除了结婚证书什么都能给她。张强的态度令小红绝望了，于是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院。
今年７月１７日，亲子鉴定报告书证明，张强与孩子是亲生父女关系。
“这个鉴定我不承认，我提供了精子，这个孩子肯定就会检查出跟我有血缘关系，但是不能因这个而认定我是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亲应该是小红的前夫。”在法庭上，张强对法官宣称跟原告（小红）只是同事关系，没有同居过。
此间法律专业人士认为，医院依据伪造的结婚证件（做人工辅助生殖必须身份证、结婚证、生育证三证俱全），在未加核实的情况下，实质上是为单身女性做了供精人工授精手术，而这恰恰是卫生部严令禁止的。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万雄说，虽然张强不是小红的丈夫，但是张强和小红显然是经过协商、一致同意采用张强的精子的，应当视为同质人工授精。在此情况下，张强不仅是孩子生物学上的父亲，也是其法律上的生父，因此张强应该承担孩子的抚养义务。
供精人工授精引发的法律及伦理问题逐步浮出水面。
伦理之惑
从１９８１年，中国第一个精子库——湖南中信湘雅人类精子库创建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精子库冷冻储存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但是由它所引发的诸如安全、伦理、隐私等问题还依然被人们议论。
刘婷（化名）从去年开始排队等候精子，至今仍没轮上，她想通过医院向社会寻求捐精人，希望能通过本地捐精实现立即手术。
被医院拒绝后，刘婷再次同医院商议，说丈夫的一位亲戚愿意给他们夫妇捐精，表示以后生的孩子，依旧是王家的血脉。
“家族内部供精生子绝对是不允许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生殖中心朱桂金教授说，每个进行生殖辅助的医疗机构都有自己的伦理委员会，委员会明确规定，不得使用新鲜精子，也不允许家族供精，患者目前获得精子的惟一方式只能是从精子库中提取。
“借精生子”，打破了一般的社会伦理观念，这让不少人质问，一旦生下孩子，谁才是他的父亲？是自己不能生育的丈夫，还是提供精子的男子？
相关医学伦理问题，医院在接诊时，都会如实告知患者。实施手术的夫妇，都会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其中有一条，“男方知道孩子是通过供精人工授精手术的产物，承认因此而孕育的儿童，不论其在幼年或成年后，享有亲生子女同等的法律权利”。
医学上，借精生育出来的孩子和现实生活中的父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在法律上，孩子的亲生父亲就是患者本人。
根据卫生部《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凡是利用捐赠的精子、卵子或胚胎实施的试管婴儿技术，捐赠者、受方夫妇、出生的后代必须保持“互盲”，参与操作的医务人员与捐赠者也必须保持“互盲”。
广东省精子库负责人唐立新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可能出现的不利于夫妻感情、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不利于稳固家庭的因素。”
还是有例外。
广东３０岁女子王霞婚后多年不孕，２００４年２月底，她和丈夫在医院做试管婴儿，有１４个胚胎可供植入。第一次植入失败，王霞准备休息四个月再进行第二次植入。２００５年５月，丈夫却因车祸身亡。
２００５年６月，王霞要求植入胚胎，却遭医院拒绝。卫生部规定，每次做辅助生殖前，需要夫妻双方和医院三方知情签字，因为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任何单位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育技术。
用亡夫冷冻精子受孕合不合法？“这样的案例各国的法律规定都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不允许单身女性接受人工生殖。”
中国的规定是，死亡者可以将精子捐献给他人，供不孕不育的夫妻产生后代，但是却不能给自己的妻子使用。“这确实有矛盾，主要是考虑到对出生的孩子负责。按照我们的传统观念，希望能够传宗接代，但孩子即将成长于一个单亲的家庭，对他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
王霞仍执著地四处奔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８日，卫生部特批了她的请求。
“我们在某些已经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对社会和他人没有造成损害的伦理问题上，应该贯彻‘宽容原则’。”唐立新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卫生部的批复并未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王霞的情况其实是很多偶然因素集中在一起而具有特殊性，不能由此举一反三。”
法律盲点
ＡＩＤ手术生下小孩的家庭，提及“借精生子”话题都十分敏感，很多夫妇的地址电话都改动过，不肯过多与医院联系，勉强接受追踪也是在电话里匆匆说几句，然后叮嘱医生：“这是最后一次了，再也别打电话来。”
按照规定，医院应对人工授精生下的孩子进行随访，这将是未来进行追踪查询的重要依据。“但难度太大。”广东精子库负责人唐立新说。
有的患者在就诊时填写假姓名假地址，接受人工授精后便溜之大吉，从此杳无音讯，导致应该了解的情况也无从了解。更有的患者舍弃本地医院，不惜花费巨款，以旅游、探亲为借口，到遥远的地方寻找治疗医院。
当不育夫妇使用供精生育后代时，多数人担心的是孩子长大后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而带来的情感危机，同样也担心孩子长大后知道自己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到人间而面临周围环境的歧视，从而产生悲观和扭曲的心理，造成两代人因心理或精神障碍而影响正常生活，并可能破坏父亲与孩子间的信任关系。
实际上医院很愿意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但是这部分人群更多地是选择独自默默承受压力。
与正常生育相比，人工授精方式使当事人心理仍存有缺憾。特别是当别人有意无意地说孩子不像自己时，内心更是痛苦。有些不育夫妇的一方可能在喜得贵子的兴奋平静之后，去探究“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吗？”
专家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
张小军于２００４年５月癌症去世。他在患病期间曾留下遗嘱，约定将房产返还给父母。遗嘱还称，儿子张盼盼是通过人工授精所生，不是他的精子，他坚决不要，剥夺了供精人工授精儿子和妻子的继承权。妻子于莉在借精生下遗腹子后，带着孩子将公婆告上法庭。
于莉、张小军婚后６年不孕，是因张小军患有无精症，缺乏生育能力。于莉出具了有丈夫签名的“知情同意书”和“协议书”，证明儿子张盼盼虽是人工授精所生，但是他们夫妇俩共同签字同意的。
对这套房产，婆婆李桂芳认为应按照遗嘱处理，根据遗嘱，和儿子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和媳妇不应享有继承权。
最终，母子遗产继承权获得法院支持。借精生下的张盼盼，对张小军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
其间的法律盲点在于：尽管知情同意书中有抚养儿子的相关约定，但中国继承法中没有关于供精人工授精孩子继承权的表述。
遗传与生殖专家、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卢光琇建议，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与管理”由全国人大立法，防止此技术应用不当给国家、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应尽早建立中央信息库
几年前，中国精子库管理并不尽如人意，一些地下精子库采集精子的程序极不规范。症结在于，一些医疗机构重复供精、捐精者重复捐精。
“以前管理不严的时候，随时到工地上拉个人就供精了，找个熟人就供精了。”知情人士称。
而国家正规的精子库获得合格的精子较为困难，以盈利为目的的地下精子库却非常盛行，有些甚至严重误导患者——比如名人精子库、博士精子库、模特卵子库等等。
由于中国还没有建立中央精子库，造成的后果是，一个供精者可能实现多处供精。如果一个人向很多人提供了精子，就有可能造成近亲结婚、乱伦等重大隐患。
在广东省精子库自愿捐精的人士填写《情况登记表》时，必须同时留下左手食指指纹、身份证号码和姓名，精子库工作人员将对提取的指纹与储存在电脑中的过往捐献者指纹档案进行对照，一旦发现有相同指纹存在，就会取消捐献者的资格。
“仅靠能看出来比较熟悉面孔，那是比较危险的，指纹是最诚实的，这样能避免有些捐精者利用假身份证重复捐精。” 广东省精子库负责人唐立新说。
目前中国批准的人类精子库有上海、湖南、江苏、广东、浙江、北京、山东、山西等９家。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广东、湖南、浙江、上海四家精子库，前三家有指纹识别系统，上海还没有。指纹鉴别可以防止重复捐精，没有采取此项技术的精子库怎么办呢？
缺乏有效核实手段和人力物力的情况下，本地重复供精尚有漏洞，更何况异地重复供精问题。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捐精者中央信息系统仍未建立，如何有效防止同一人在不同省份的精子库重复捐精没有解决。
“卫生部早就有建立中央信息库的想法。”卢光琇认为，设立全国统一的精子信息中心库，一方面可使近亲结婚降到最低；一方面可避免艾滋病、肿瘤、肝炎等传染病、遗传病的延续；另外还会逐步取消一些医院不规范的辅助生殖，大大提高人口素质。
建立中央信息库，对每位捐精者的指纹进行存档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当新的供精者加入时，与存档的指纹不同者才可捐精。将来中央精子库联网、统一管理，就可以消除这种可能性。同一供精者的精液应该分散在不同地区使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一人多处捐精。
“同一个献精者的精子出售给许多不同的女性，可能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依靠同一个捐献者的精子所生的孩子有男有女，假如有一天拥有同一个血缘父亲的男孩和女孩相爱了，他们能否结婚？如果结婚，算不算乱伦，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如果某一天捐精者血缘上的孩子爱上了捐精者本人，他们能不能结婚？因为他们实际上是父女关系。如何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呢？”
“还应当建立社会秘密档案，把供受双方的有关情况通过密码输入电脑，以备在极端需要的情况下提供秘密查询。”卢光琇建议。
与此同时，尽量完善精子库信息系统，要求人工授精出生的后代婚配时一定要到精子库进行查询，在保护供精者隐私的情况下，免费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人工授精当然会造成同父异母的孩子，这些人长大后万一相遇相爱，会不会出现近亲之恋呢？
汉斯·穆塞于１９７９年在巴黎“人工授精与精液储存”专题国际讨论会上，运用群体遗传学理论和统计遗传学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人工授精血缘婚配的总体危险是微不足道的，即如果一个供精者供精生１０个孩子，２０年内，才可能有一对同父异母授精孩结婚。当然，可能不是必然。婚姻是人类最无定数，最难以预测的事情。群体中的万分之一固然微不足道，但这个比例落到个体身上，就是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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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辅助生殖技术（ＡＲＴ）是采用人工干预的方式治疗不孕不育夫妇以达到生育的目的，包括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两大类。人工授精是目前世界各国广为采用的治疗男性不育措施，它是指采用非性交方法将精子置入女性生殖道内，使之与卵子结合而达到妊娠目的的方法。按照授精所用精液来源不同可分为三类：丈夫精液人工授精（简称ＡＩＨ）；供者精液人工授精（简称ＡＩＤ）；混合精液人工授精（简称ＡＩＭ）。其中，ＡＩＭ在我国极少应用。
试管婴儿又称为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简称ＩＶＦ），主要用来解决妻子原因的不孕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将丈夫和妻子的精子和卵子分别取出后，在体外进行培养授精，发育成胚胎后再移植到妻子的子宫内。
供精人工授精（ＡＩＤ）仅仅是全部生殖过程中的一项生殖技术。它的生殖方式表明，生殖过程与性爱、婚姻、人伦、家庭似乎可以分离。因此，它所遇到的伦理学争论是前所未有的。多年以后，人们也许会发现它已改变了许多与它有关的伦理观念和法律态度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发自武汉、广州
大众对精子捐献仍缺乏了解。目前，自愿供精者寥寥 王轶庶／图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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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精子库的一间取精室 王轶庶／图
采集完毕的精液经过处理后，被贮存在这样的液态氮中 王轶庶／图
借精生子引发诉讼
“你知道提供精子的后果吗？”
“我知道……不过我只是提供了种子，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法庭上，张强对法官说。
四十多岁的张强已结婚生子，和比他小２０岁的小红同居已有５年。他们通过人工授精成功生下一女后翻脸，单身妈妈小红将孩子的父亲张强告上法庭，要求其承担孩子的抚养费，张强则辩称自己是被迫供精。
小女儿已经开始呀呀学语了。“我盼她快长大，又怕她长大。懂事了，她要是问我爸爸是谁，我怎么回答呢。”小红说。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７日上午，武汉市武昌区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这个“借精生子”案。在此之前，法官们没有遇到过同样的案例。
小红和张强开始“家庭生活”后，曾经４次流产，因无法正常怀孕，医生建议她试试人工授精。２００５年６月，两人用伪造的结婚证，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人工授精成功。第二年２月，小红生下一女孩。她本来希望，用孩子“拴”住张强的心。
但适得其反。张强说人工授精“是被胁迫去做的”：“她威胁我，要是不去做，就去我单位里闹，去找我老婆。她不正常。她达不到目的就以自残相威胁。”
张强和小红作过一番“恳谈”，表示除了结婚证书什么都能给她。张强的态度令小红绝望了，于是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院。
今年７月１７日，亲子鉴定报告书证明，张强与孩子是亲生父女关系。
“这个鉴定我不承认，我提供了精子，这个孩子肯定就会检查出跟我有血缘关系，但是不能因这个而认定我是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亲应该是小红的前夫。”在法庭上，张强对法官宣称跟原告（小红）只是同事关系，没有同居过。
此间法律专业人士认为，医院依据伪造的结婚证件（做人工辅助生殖必须身份证、结婚证、生育证三证俱全），在未加核实的情况下，实质上是为单身女性做了供精人工授精手术，而这恰恰是卫生部严令禁止的。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万雄说，虽然张强不是小红的丈夫，但是张强和小红显然是经过协商、一致同意采用张强的精子的，应当视为同质人工授精。在此情况下，张强不仅是孩子生物学上的父亲，也是其法律上的生父，因此张强应该承担孩子的抚养义务。
供精人工授精引发的法律及伦理问题逐步浮出水面。
伦理之惑
从１９８１年，中国第一个精子库——湖南中信湘雅人类精子库创建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精子库冷冻储存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但是由它所引发的诸如安全、伦理、隐私等问题还依然被人们议论。
刘婷（化名）从去年开始排队等候精子，至今仍没轮上，她想通过医院向社会寻求捐精人，希望能通过本地捐精实现立即手术。
被医院拒绝后，刘婷再次同医院商议，说丈夫的一位亲戚愿意给他们夫妇捐精，表示以后生的孩子，依旧是王家的血脉。
“家族内部供精生子绝对是不允许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生殖中心朱桂金教授说，每个进行生殖辅助的医疗机构都有自己的伦理委员会，委员会明确规定，不得使用新鲜精子，也不允许家族供精，患者目前获得精子的惟一方式只能是从精子库中提取。
“借精生子”，打破了一般的社会伦理观念，这让不少人质问，一旦生下孩子，谁才是他的父亲？是自己不能生育的丈夫，还是提供精子的男子？
相关医学伦理问题，医院在接诊时，都会如实告知患者。实施手术的夫妇，都会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其中有一条，“男方知道孩子是通过供精人工授精手术的产物，承认因此而孕育的儿童，不论其在幼年或成年后，享有亲生子女同等的法律权利”。
医学上，借精生育出来的孩子和现实生活中的父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在法律上，孩子的亲生父亲就是患者本人。
根据卫生部《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凡是利用捐赠的精子、卵子或胚胎实施的试管婴儿技术，捐赠者、受方夫妇、出生的后代必须保持“互盲”，参与操作的医务人员与捐赠者也必须保持“互盲”。
广东省精子库负责人唐立新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可能出现的不利于夫妻感情、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不利于稳固家庭的因素。”
还是有例外。
广东３０岁女子王霞婚后多年不孕，２００４年２月底，她和丈夫在医院做试管婴儿，有１４个胚胎可供植入。第一次植入失败，王霞准备休息四个月再进行第二次植入。２００５年５月，丈夫却因车祸身亡。
２００５年６月，王霞要求植入胚胎，却遭医院拒绝。卫生部规定，每次做辅助生殖前，需要夫妻双方和医院三方知情签字，因为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任何单位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育技术。
用亡夫冷冻精子受孕合不合法？“这样的案例各国的法律规定都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不允许单身女性接受人工生殖。”
中国的规定是，死亡者可以将精子捐献给他人，供不孕不育的夫妻产生后代，但是却不能给自己的妻子使用。“这确实有矛盾，主要是考虑到对出生的孩子负责。按照我们的传统观念，希望能够传宗接代，但孩子即将成长于一个单亲的家庭，对他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
王霞仍执著地四处奔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８日，卫生部特批了她的请求。
“我们在某些已经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对社会和他人没有造成损害的伦理问题上，应该贯彻‘宽容原则’。”唐立新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卫生部的批复并未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王霞的情况其实是很多偶然因素集中在一起而具有特殊性，不能由此举一反三。”
法律盲点
ＡＩＤ手术生下小孩的家庭，提及“借精生子”话题都十分敏感，很多夫妇的地址电话都改动过，不肯过多与医院联系，勉强接受追踪也是在电话里匆匆说几句，然后叮嘱医生：“这是最后一次了，再也别打电话来。”
按照规定，医院应对人工授精生下的孩子进行随访，这将是未来进行追踪查询的重要依据。“但难度太大。”广东精子库负责人唐立新说。
有的患者在就诊时填写假姓名假地址，接受人工授精后便溜之大吉，从此杳无音讯，导致应该了解的情况也无从了解。更有的患者舍弃本地医院，不惜花费巨款，以旅游、探亲为借口，到遥远的地方寻找治疗医院。
当不育夫妇使用供精生育后代时，多数人担心的是孩子长大后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而带来的情感危机，同样也担心孩子长大后知道自己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到人间而面临周围环境的歧视，从而产生悲观和扭曲的心理，造成两代人因心理或精神障碍而影响正常生活，并可能破坏父亲与孩子间的信任关系。
实际上医院很愿意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但是这部分人群更多地是选择独自默默承受压力。
与正常生育相比，人工授精方式使当事人心理仍存有缺憾。特别是当别人有意无意地说孩子不像自己时，内心更是痛苦。有些不育夫妇的一方可能在喜得贵子的兴奋平静之后，去探究“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吗？”
专家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
张小军于２００４年５月癌症去世。他在患病期间曾留下遗嘱，约定将房产返还给父母。遗嘱还称，儿子张盼盼是通过人工授精所生，不是他的精子，他坚决不要，剥夺了供精人工授精儿子和妻子的继承权。妻子于莉在借精生下遗腹子后，带着孩子将公婆告上法庭。
于莉、张小军婚后６年不孕，是因张小军患有无精症，缺乏生育能力。于莉出具了有丈夫签名的“知情同意书”和“协议书”，证明儿子张盼盼虽是人工授精所生，但是他们夫妇俩共同签字同意的。
对这套房产，婆婆李桂芳认为应按照遗嘱处理，根据遗嘱，和儿子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和媳妇不应享有继承权。
最终，母子遗产继承权获得法院支持。借精生下的张盼盼，对张小军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
其间的法律盲点在于：尽管知情同意书中有抚养儿子的相关约定，但中国继承法中没有关于供精人工授精孩子继承权的表述。
遗传与生殖专家、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卢光琇建议，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与管理”由全国人大立法，防止此技术应用不当给国家、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应尽早建立中央信息库
几年前，中国精子库管理并不尽如人意，一些地下精子库采集精子的程序极不规范。症结在于，一些医疗机构重复供精、捐精者重复捐精。
“以前管理不严的时候，随时到工地上拉个人就供精了，找个熟人就供精了。”知情人士称。
而国家正规的精子库获得合格的精子较为困难，以盈利为目的的地下精子库却非常盛行，有些甚至严重误导患者——比如名人精子库、博士精子库、模特卵子库等等。
由于中国还没有建立中央精子库，造成的后果是，一个供精者可能实现多处供精。如果一个人向很多人提供了精子，就有可能造成近亲结婚、乱伦等重大隐患。
在广东省精子库自愿捐精的人士填写《情况登记表》时，必须同时留下左手食指指纹、身份证号码和姓名，精子库工作人员将对提取的指纹与储存在电脑中的过往捐献者指纹档案进行对照，一旦发现有相同指纹存在，就会取消捐献者的资格。
“仅靠能看出来比较熟悉面孔，那是比较危险的，指纹是最诚实的，这样能避免有些捐精者利用假身份证重复捐精。” 广东省精子库负责人唐立新说。
目前中国批准的人类精子库有上海、湖南、江苏、广东、浙江、北京、山东、山西等９家。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广东、湖南、浙江、上海四家精子库，前三家有指纹识别系统，上海还没有。指纹鉴别可以防止重复捐精，没有采取此项技术的精子库怎么办呢？
缺乏有效核实手段和人力物力的情况下，本地重复供精尚有漏洞，更何况异地重复供精问题。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捐精者中央信息系统仍未建立，如何有效防止同一人在不同省份的精子库重复捐精没有解决。
“卫生部早就有建立中央信息库的想法。”卢光琇认为，设立全国统一的精子信息中心库，一方面可使近亲结婚降到最低；一方面可避免艾滋病、肿瘤、肝炎等传染病、遗传病的延续；另外还会逐步取消一些医院不规范的辅助生殖，大大提高人口素质。
建立中央信息库，对每位捐精者的指纹进行存档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当新的供精者加入时，与存档的指纹不同者才可捐精。将来中央精子库联网、统一管理，就可以消除这种可能性。同一供精者的精液应该分散在不同地区使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一人多处捐精。
“同一个献精者的精子出售给许多不同的女性，可能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依靠同一个捐献者的精子所生的孩子有男有女，假如有一天拥有同一个血缘父亲的男孩和女孩相爱了，他们能否结婚？如果结婚，算不算乱伦，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如果某一天捐精者血缘上的孩子爱上了捐精者本人，他们能不能结婚？因为他们实际上是父女关系。如何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呢？”
“还应当建立社会秘密档案，把供受双方的有关情况通过密码输入电脑，以备在极端需要的情况下提供秘密查询。”卢光琇建议。
与此同时，尽量完善精子库信息系统，要求人工授精出生的后代婚配时一定要到精子库进行查询，在保护供精者隐私的情况下，免费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人工授精当然会造成同父异母的孩子，这些人长大后万一相遇相爱，会不会出现近亲之恋呢？
汉斯·穆塞于１９７９年在巴黎“人工授精与精液储存”专题国际讨论会上，运用群体遗传学理论和统计遗传学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人工授精血缘婚配的总体危险是微不足道的，即如果一个供精者供精生１０个孩子，２０年内，才可能有一对同父异母授精孩结婚。当然，可能不是必然。婚姻是人类最无定数，最难以预测的事情。群体中的万分之一固然微不足道，但这个比例落到个体身上，就是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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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辅助生殖技术（ＡＲＴ）是采用人工干预的方式治疗不孕不育夫妇以达到生育的目的，包括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两大类。人工授精是目前世界各国广为采用的治疗男性不育措施，它是指采用非性交方法将精子置入女性生殖道内，使之与卵子结合而达到妊娠目的的方法。按照授精所用精液来源不同可分为三类：丈夫精液人工授精（简称ＡＩＨ）；供者精液人工授精（简称ＡＩＤ）；混合精液人工授精（简称ＡＩＭ）。其中，ＡＩＭ在我国极少应用。
试管婴儿又称为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简称ＩＶＦ），主要用来解决妻子原因的不孕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将丈夫和妻子的精子和卵子分别取出后，在体外进行培养授精，发育成胚胎后再移植到妻子的子宫内。
女医生给我的四次体检 尴尬
、高考体检的时候，我是男生中最后一个念的名字的。后面全是女生。前面的同学都是
三人一组进外科体检室的。我独自一人进去时，见体检室屋不大，门口坐着个男大夫，
对面是一个30多岁的女大夫，里面靠窗口的是个小女大夫，大概是护士吧。我进门之后
交了体检表。那男大夫说：“把衣服脱了。”那是夏天，我只穿一套足球背心和短裤，
我便脱了背心。这时门开了有人喊了声刘大夫电话，那男大夫就出去了。于是那女大夫
接着说：“下边也脱。”我脱掉运动短裤，窗边的小女大夫，比我大不多少，接茬了：
“快点，后边的等你呢，都脱了。”这样我尴尬地在一大一小的两女医生面前脱光了。
然后她们让我做屈膝和蛙跳，接着那女大夫让我再她面前转一圈，再撅起屁股看一下。
说了声“正常”。这样我才豁免穿上衣服，我拿起体检表飞跑了出去。那时我17岁，早
就在我妈面前都没这样了。
2、那是在大学的时候，20岁了。那次我得了痔疮，住进了某医大附属医院的肛肠科。首
检的是个40多岁的男大夫，我心里压力不大，他说两天后做手术，问题不大，别紧张。
我遂放心。手术那天吃过早饭，一位女护士把我找进换药室，里面还有一位年龄大一点
的女大夫。那小女护士对大夫说：“张老师，我第一次备皮，您多指导啊。”她可能还
是那医学院的实习学生啊，年龄和我仿佛。“没事，就是刮毛呗，别弄出血就行。”然
后指着床对我说，“上去把裤子脱了。”我极不情愿地脱了裤子趴在床上，屁股一览无
余地面向她们。“撅起来，要不怎么刮啊。”那女大夫命令我。那实习女生一手按住我
的屁股，一手刮我屁股间的毛。“你屁股沟里怎么也长毛啊，真是的。”那大夫抱怨我
说。我没敢吱声。“下面也刮净。”它还指导那女孩，“抓住****就好上手了。”女孩
抓住我的那个东西挂毛。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我的小弟弟却瞬间长大了。过了一会，
工作结束了，但小弟弟还没有回家的意思，就那么立着。“别害羞，第二次就好了。”
不知大夫是对那实习生说还是对我说。
3、考公务员体检。那年我24岁。公务员考试笔试面试我都通过了，体检那天的外科检查
是在一个会议室进行的，几个屏风隔开一些，算是不同检查科目，据说为了增加公务员
录用的透明度，便于对大夫进行监督才这样干的。还是在外科体检时我遭遇了女医生，
她有30多岁。先是脱掉上衣和挽起裤腿，看有没有文身。然后便要我脱裤子，先撅起屁
股，扒开屁股看没有肛肠病，等我提上裤子转身时，看见一女孩站在我对面正看我的屁
股呢。我刚要走，那女大夫说了声：“没完呢，前面也得看。”我于是乖乖地拉开拉链
，漏出一丛毛。“往下拉。”于是我的那套东西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她顺手拿起我
的小弟弟，对旁边负责记录的女护士说：“包皮过长。”这时我抬眼看见那和我同样要
检查的女孩还在盯着我。
4、婚检。25岁。婚检是必须的，要不街道不给你办证。照说婚检应该是男医生给我体检
吧，可是我就是倒霉，又被女大夫骚扰一次。常规检查结束后，我女朋友被带进女体检
室，我敲男体检室的门，可就是不开，这时一女大夫走过来：“敲什么敲，他有事走了
。”等了10多分钟后，女朋友出来了，我说我没检上，大夫有事。给女朋友体检的大夫
出来对我说：“你下礼拜再来吧，郑大夫老爸死了，下礼拜才能上班。”我便求那女大
夫：“要不你替他盖个戳，就算检完了行不？明天不办完结婚证单位的房子就没我的份
了。”女大夫本着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对我们婚姻质量严格把关的精神对我说：“
那你进来吧，我替他给你检。”当时在我一脸无奈，女朋友一脸愤怒地形势下，我跟她
进了屋。然后她咣当一声把我女朋友关在门外。还是那句话，“把裤子脱了。”我顺从
地脱掉裤子，她带上乳胶手套，把我的包皮上翻，反复几次说：“还行，不是包茎，只
是过长。”然后嘱咐我今后要注意裆下卫生，实在不行就做手术。之后又摸了摸我的**
**，说了声行了。出门后，女朋友瞪着眼睛说：“我还没看呢，便宜她了。”我说：“
不仅看了，还摸了。”于是我的鼻子立刻被女朋友打得鲜血淋淋.
三人一组进外科体检室的。我独自一人进去时，见体检室屋不大，门口坐着个男大夫，
对面是一个30多岁的女大夫，里面靠窗口的是个小女大夫，大概是护士吧。我进门之后
交了体检表。那男大夫说：“把衣服脱了。”那是夏天，我只穿一套足球背心和短裤，
我便脱了背心。这时门开了有人喊了声刘大夫电话，那男大夫就出去了。于是那女大夫
接着说：“下边也脱。”我脱掉运动短裤，窗边的小女大夫，比我大不多少，接茬了：
“快点，后边的等你呢，都脱了。”这样我尴尬地在一大一小的两女医生面前脱光了。
然后她们让我做屈膝和蛙跳，接着那女大夫让我再她面前转一圈，再撅起屁股看一下。
说了声“正常”。这样我才豁免穿上衣服，我拿起体检表飞跑了出去。那时我17岁，早
就在我妈面前都没这样了。
2、那是在大学的时候，20岁了。那次我得了痔疮，住进了某医大附属医院的肛肠科。首
检的是个40多岁的男大夫，我心里压力不大，他说两天后做手术，问题不大，别紧张。
我遂放心。手术那天吃过早饭，一位女护士把我找进换药室，里面还有一位年龄大一点
的女大夫。那小女护士对大夫说：“张老师，我第一次备皮，您多指导啊。”她可能还
是那医学院的实习学生啊，年龄和我仿佛。“没事，就是刮毛呗，别弄出血就行。”然
后指着床对我说，“上去把裤子脱了。”我极不情愿地脱了裤子趴在床上，屁股一览无
余地面向她们。“撅起来，要不怎么刮啊。”那女大夫命令我。那实习女生一手按住我
的屁股，一手刮我屁股间的毛。“你屁股沟里怎么也长毛啊，真是的。”那大夫抱怨我
说。我没敢吱声。“下面也刮净。”它还指导那女孩，“抓住****就好上手了。”女孩
抓住我的那个东西挂毛。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我的小弟弟却瞬间长大了。过了一会，
工作结束了，但小弟弟还没有回家的意思，就那么立着。“别害羞，第二次就好了。”
不知大夫是对那实习生说还是对我说。
3、考公务员体检。那年我24岁。公务员考试笔试面试我都通过了，体检那天的外科检查
是在一个会议室进行的，几个屏风隔开一些，算是不同检查科目，据说为了增加公务员
录用的透明度，便于对大夫进行监督才这样干的。还是在外科体检时我遭遇了女医生，
她有30多岁。先是脱掉上衣和挽起裤腿，看有没有文身。然后便要我脱裤子，先撅起屁
股，扒开屁股看没有肛肠病，等我提上裤子转身时，看见一女孩站在我对面正看我的屁
股呢。我刚要走，那女大夫说了声：“没完呢，前面也得看。”我于是乖乖地拉开拉链
，漏出一丛毛。“往下拉。”于是我的那套东西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她顺手拿起我
的小弟弟，对旁边负责记录的女护士说：“包皮过长。”这时我抬眼看见那和我同样要
检查的女孩还在盯着我。
4、婚检。25岁。婚检是必须的，要不街道不给你办证。照说婚检应该是男医生给我体检
吧，可是我就是倒霉，又被女大夫骚扰一次。常规检查结束后，我女朋友被带进女体检
室，我敲男体检室的门，可就是不开，这时一女大夫走过来：“敲什么敲，他有事走了
。”等了10多分钟后，女朋友出来了，我说我没检上，大夫有事。给女朋友体检的大夫
出来对我说：“你下礼拜再来吧，郑大夫老爸死了，下礼拜才能上班。”我便求那女大
夫：“要不你替他盖个戳，就算检完了行不？明天不办完结婚证单位的房子就没我的份
了。”女大夫本着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对我们婚姻质量严格把关的精神对我说：“
那你进来吧，我替他给你检。”当时在我一脸无奈，女朋友一脸愤怒地形势下，我跟她
进了屋。然后她咣当一声把我女朋友关在门外。还是那句话，“把裤子脱了。”我顺从
地脱掉裤子，她带上乳胶手套，把我的包皮上翻，反复几次说：“还行，不是包茎，只
是过长。”然后嘱咐我今后要注意裆下卫生，实在不行就做手术。之后又摸了摸我的**
**，说了声行了。出门后，女朋友瞪着眼睛说：“我还没看呢，便宜她了。”我说：“
不仅看了，还摸了。”于是我的鼻子立刻被女朋友打得鲜血淋淋.
女生必看（有些事可能分手后才知道）
真正爱你的男孩，总是喜欢叫你小妹妹，可每次心里感到脆弱的时候，还是会用姐姐来称呼你 .
真正爱你的男孩，虽然想听你对他说“亲爱的”，其实心里更愿意听的是“你个死人，你跑到了哪里？“
真正爱你的男孩，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看不到你，但你会发现他的手机里保存的全是你发给他的暧昧的信息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会故意说要你给他唱歌听，其实他更喜欢的是你和他在温柔的争执的可爱的脾气
真正爱的男孩，他嘴上虽然说不在乎你和别的男孩交往，可是每当有陌生的男人和你接触时，他会偷偷地将眉毛锁在一起，因为他在乎着 你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不怕你生气，怕的是你生了气发了脾气后依然不去理会他，男孩的感情也同样细腻 .
真正爱你的男孩，每天他的脑子里装的全是你，就连走路的时候摔了一个跟头，起来后拍拍身上的灰尘嘴角却依然挂着微笑，因为他在惦 记着你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会把你的相片放在他的钱包里，时刻带在身上处处陪着你
真正爱你的男孩，坐在公车上也会想起那份和你在一起的拥挤，因为他喜欢听你近距离的呼吸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在吃饭的时候目光都是呆滞的，对面没有了你，嘴里的饭是没有滋味滴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会省下吃饭的钱，打个电话给远方的你。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会把别的女孩子写给他的情书偷偷藏起，因为他的心里只有你。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每天的生活都会很积极，因为他希望自己爱的女孩看到的是阳光的自己。
真正爱你的男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去猜测你这一天到底过的好不好，为什么自己没有打喷嚏是不是你没有轻易地把他想 起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会数着星星在找你的星座，因为你勾起了他漫漫的思绪。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不会轻易地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给你，虽然他还不能给予你什么，但他会尽他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你 & nbsp;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也会在他最最无助的时候想起你 ，不是想要你帮他什么，只是希望你不要担心他自己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会把他的第一滴为女孩子哭泣的眼泪给你，因为他是那么的珍惜你
真正爱的男孩，他会在这里发个帖子告诉你，他一直在默默的爱着你。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零距离都看不着你
真正爱你的男孩，虽然想听你对他说“亲爱的”，其实心里更愿意听的是“你个死人，你跑到了哪里？“
真正爱你的男孩，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看不到你，但你会发现他的手机里保存的全是你发给他的暧昧的信息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会故意说要你给他唱歌听，其实他更喜欢的是你和他在温柔的争执的可爱的脾气
真正爱的男孩，他嘴上虽然说不在乎你和别的男孩交往，可是每当有陌生的男人和你接触时，他会偷偷地将眉毛锁在一起，因为他在乎着 你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不怕你生气，怕的是你生了气发了脾气后依然不去理会他，男孩的感情也同样细腻 .
真正爱你的男孩，每天他的脑子里装的全是你，就连走路的时候摔了一个跟头，起来后拍拍身上的灰尘嘴角却依然挂着微笑，因为他在惦 记着你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会把你的相片放在他的钱包里，时刻带在身上处处陪着你
真正爱你的男孩，坐在公车上也会想起那份和你在一起的拥挤，因为他喜欢听你近距离的呼吸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在吃饭的时候目光都是呆滞的，对面没有了你，嘴里的饭是没有滋味滴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会省下吃饭的钱，打个电话给远方的你。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会把别的女孩子写给他的情书偷偷藏起，因为他的心里只有你。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每天的生活都会很积极，因为他希望自己爱的女孩看到的是阳光的自己。
真正爱你的男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去猜测你这一天到底过的好不好，为什么自己没有打喷嚏是不是你没有轻易地把他想 起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会数着星星在找你的星座，因为你勾起了他漫漫的思绪。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不会轻易地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给你，虽然他还不能给予你什么，但他会尽他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你 & nbsp;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也会在他最最无助的时候想起你 ，不是想要你帮他什么，只是希望你不要担心他自己
真正爱你的男孩，他会把他的第一滴为女孩子哭泣的眼泪给你，因为他是那么的珍惜你
真正爱的男孩，他会在这里发个帖子告诉你，他一直在默默的爱着你。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零距离都看不着你
有钱就有罪吗？
当房地产这一行业成为国民争论的焦点的时候，国人的仇富情绪又开始高涨，只要是关于富人的消息，大家总认为是坏的，总认为富人的钱是来路不正的，是非法所得。在他们看来，非要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样，这样的世界才是正常的，或者，非要所有的富人都把钱分给他们，这才是正常的。
这些仇富心理主要是由于嫉妒产生的，嫉妒别人比自己有本事，嫉妒别人抓住了机会，嫉妒别人的生活比自己过的好。嫉妒心理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有，但在对待财富问题上，有了太多的嫉妒就不一定是正常的事了。通过分析发现，国人的仇富心理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心理现象，而是由许多国人固有的性格特征综合形成的。
性格特征一：成天幻想不劳而获
中国人喜欢不劳而获，这是骨子里的想法，所以老祖宗教育我们要勤劳，不要成天想着不劳而获。然而，民族基因是一下子改不了的，所以，我们一向很喜欢古代劫富济贫的大侠，虽然知道其中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一群土匪，济贫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收买人心，但不管怎么样，他们终究把抢来的银子白白的分了一些给我们。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国人也喜欢自己去劫那么一把，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斗地主、打资本家，一个个都精神饱满，抢起东西来是生龙活虎，一个比一个厉害；那抢来的许多东西，真正收归国有的到底有多少，这就难说了。看过一老红卫兵的文章，说是当年要抢哪家的东西，不用任何理由，看上了就抢，抢回去大部分都是自己没收了；最后，如果事情闹大了，国家要求平反的，也没有关系，只把一些不喜欢的退回去，喜欢的藏起来，说找不到了就可以了，只要不是国家重点文物级别的东西，也没有人再会追查。更记得当年美国炸中国大使馆的时候，某城市有几家肯德基惨遭一群“爱国人士”的打劫，而事后发现，不少在肯德基里硬折下来的座椅，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了“爱国人士”的家里。
幻想不劳而获是国人最明显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所以认为富人都应该把钱分一些出来给自己，如果没有分，或是分少了，就自然而然的会对这些富人产生不满情绪。
性格特征二：吃惯了大锅饭
当年一阵共产主义的风，确实刮进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心里，大家都在幻想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也都经历的大锅饭的时代。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国人更深刻的学会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意思，也更明白了竞争是残酷的，没有竞争的日子才是舒服的。现在的国企也一直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人人拿着高薪，天天不用操心，不管业务做的怎么样，收入是一分也不会少的。记昨就是前两天，一个有名国企出来的老总，一起吃饭时还是感叹，现在创业是钱多了一点，但没有在国企舒服，只要会做人，不管会不会做事，一样是前途无量。话说远了，吃惯了大锅饭的喜欢大家都是一样的，认为大家一样才正常；不喜欢太努力的人，不喜欢太勤的人，我很多刚毕业分到国企的同学就曾无限的感概过。因此，这些人就更不喜欢别人比自己的生活过的好，比自己有钱了，不管你的钱是哪里来的，你有钱就是不对。
虽然现在的人都在口头上反对大锅饭的时代，但在意识上，大家还是希望能回到那个时代的，当然并不是指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而是指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那个时代人们混日子的心态。在大锅饭的人的心里，没有艰苦奋斗的说法，努力也不是光荣的，他们要的是大家都一样，而不是出现一个优秀的另类，当然，更不愿意看到这个另类成为了比自己强的富人阶层。
性格特征三：道德沦丧，信仰缺失
自清末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来，中华民族的信仰就开始减少，加上新中国成立后一连串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运动，把整个中华民族的信仰搞的是乱七八糟，人们也不知道到底信仰什么才好了，正在迷茫之际，大西洋上传来一个声音——上帝已经死亡！既然上帝已经死了，那还信仰什么呢？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什么值得信仰了，干脆信仰自己就得了。于是乎，国人变的更自私了，信仰不值钱了，而几千年来的道德也被看成了封建遗毒，成为了跟不上时代的人群的专利。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仇富也就很正常了，因这种人的仇富并不是仇恨财富，也不是真正的仇恨有财富的人，他们仇恨的是为什么这些财富没有给自己；这样一来，就会找出很多原因，如国家政策不好、富人非法获取财富、自己运气不好、没有投个好胎、没有使用非法手段、自己太讲道德了等等乱七八糟的理由都会出来。
财富如同知识一样，在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的社会里是不被认同的，虽然每个人都希望有，但又对拥有这些的人充满敌意；因为在道德沦丧的社会里，人们并不觉得获得财富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是可以通过其它的手段，比如抢银行，再不行就让这些富人成为公敌，反正不能让这些有钱人好过。
性格特征四：哗众取宠
大家用心点可以发现，直正仇富的不是穷人，也更不可能是富人。为什么呢？穷人没那个闲功夫去仇富，他们喜欢富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成为富人。真正仇富的是那些有点钱，但只够温饱，不足以享受生活的人。这些人仇恨的也不是钱，而是嫉妒富人的生活方式和享受的乐趣，嫉妒那一掷千金的气派，嫉妒别人包二三四五奶，还养个小蜜的享受。而正好这些人的数理是最多的，同时也有些文化，也有些嫌钱和嫌时间，在意淫而不得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心中的不平，就开始骂这些富人没有道德，没有素质，为富不仁。这样的话不管对错，市场还是有的，而且很大，出本书也可以出名，搞不好还会产生很多的粉丝。另外呢，有些人可能觉得没有必要仇恨富人，但也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旦表明，就会被这些人以叛徒论处，只有附和，哗众取宠，才能成为明星。而实际上呢，这些人心理都在说，要是我有这么多钱了，起码也要包个七八九奶，还起码是本科以上学历的，这样才有素质。
哗众取宠的人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的恨什么，实质还是蛮想成为富人的，大多数也是尊敬富人的，只不过经常会因为心理想不通，喜欢用言语或文字发泄一下，发泄完了也就好了。
性格特征五：对自己不尊重
经常会看一些国外的电影，不管是不是经过了太多的艺术加工，但在电影里经常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一个修理工并不会看不起自己的工作，也不会太在意身边站的是一位企业高管还是超级富豪，同理，企业高管和超级富豪也不会看不起身边站的产业工人。这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平等，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人们普遍看不起工人的工作，所以分出了所谓的蓝领、白领、金领；哪怕大家都知道一个高级钳工所赚的钱要比一个一般的白领高上许多倍，在企业的地份量也会大上许多倍，但大家还是不愿意去做工人，只因为觉得这份职业不是很体面。事实上，富人体面，工人也是体面的，农民也是体面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心态怎么样，如果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话，那别人也不会尊重你了；如果自己尊重了自己，把自己摆在平等的位置上了，那也就没有富人穷人的区别了。为什么？虽然富人钱多，但我只要不求你，那你钱再多也比我强不到哪里去。我想现在中国穷到不求人就会饿死的人应该不多吧。
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幸福，这样才能做到不求人，做到无欲则刚，也就不存在仇富心理的困扰了。
国人一向喜欢以西方作为本国的对照，西方国家的经济条件确实要高一等，许多出了国门人的更有感受。然而，又有几人去研究过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眼中的形象如何？中国游客形象世界倒数第一的排名又有几个人去思考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也对经济基础起到了改造的作用。那么，我们在仇恨富的同时，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有成为富人，难道都是国家和社会的原因吗？难道自己一点原因都没有吗？如果主要原因在自己，那又有什么资格去仇富呢？
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
仿佛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了，我闭上眼晴，仍然可以想起我们相识的情形。在漆黑的屋子里，我不想开灯，就这样，我愿意从头再想一次。我是怎么样第一眼就看到你的，你又是怎么样地从我心底地某一个黑喑的角落慢慢地走至明来。
一定是那个寂寞的晚上，冬天的风总带着一层落寥，我裹紧了大衣，在人群中却像一只孤雁，那个晚上，如果我不出门，就不会见到你，以后也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我是个生活在梦里的人，像一只土拔鼠一样地缩在洞中，我一直以为自己不喜欢光亮，也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了，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我也不想去了解别人。
可是在那个晚上，我突然想混入人群，也许是一种无法排解的忧伤让我想找个地方发泄，心里面郁集了多年的情绪想找一个出口？也许没有任何也许，命运中的冥冥安排把你推到了我的身边。酒吧里面很是喧闹，我进来的时候，你正在小小的舞台上唱歌，四周是昏暗的，只有一束灯光打在你的脸上。
灯光给你的脸上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芒，我感觉到了你的眼晴很亮，长发像瀑布一样飞溅着。我找了个角落悄悄地坐下，叫了一杯深红色的酒一口口地喝着。我总喜欢呆在没人注意的地方，就像我的心事，始终都不可以光明正大地坦露。你唱完了，笑着被包围在了众人之间，他们好像都很喜欢和你说话。
当时的你的眼光醉心在一个男人身上，目不转晴地追随着他的手势，你并不太注意他在说什么，而是在认真地看着他。这时，我突然莫名地感觉到心酸，心想：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过。我的女朋友是个很冷静的人，她认识爱是不沾烟尘的，她所有的哭泣只是为了自己而哭。她说她爱我，却从来不会主动给我一个电话。
我感觉到有些累了，原来寂寞也是这样的累人。我推开酒杯，拿上大衣，准备转身离去。这时，突然有人叫我，原来是应酬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将我拉到了那一堆人中间，大声在介绍我。我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只是因为礼貌，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应对。他也向我介绍了你，我知道，当时的你也并没有将我记住，因为我不是一个让人很快记住的人。客套过后，我离开了酒吧。
再遇到你的时候，已经是深冬了。当时我的感情已经处在一个若即若离的状态，一个人在大街上走得很郁闷。我看见前面的一个背影，是你。于是我叫了你的名字，你转过身来，并没有认出我，我不得不再做一番自我介绍，这事对于我来说，已经算是难得的了，那时刻，我是那么渴求着让你认识我。你怔了一会，也不知道你想起来了没有，却轻缓地点了下头。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已经爱上你了。很多人都会认为，感情的到来都应该有一个说得出来的理由，而我，却真的说不出来。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不知道，快乐的基点在哪儿？我说过，我是生活在梦里的人，黎明醒来的时候也问过自己：陪着做梦的人会是谁？答案永远是那么残酷：是自己。我爱上了自己的那份感觉，对着镜子喃喃低语。原来我的感情是那么贫瘠，我沉默地走在自己的生命中，以为这个世界永远只有黑白两色。
我看到你的目光呆滞，全无那天晚上的神彩。我问：你不快乐吗？我知道问这个问题很傻，我想你会冷冷地拂袖而去。但是没有，你迟疑地冲我点了点头。后来，你告诉我，直所以当时并不在乎我的唐突，是因为你看到我的疲惫，那种累不是来自肉体而是来自于内心。而在那样的时候，我却还在关切地问你是否不快乐。你说，你忽然在心底涌上了一种心疼。
找了个地方坐下，两个都不善于诉说心事的人非常奇怪地开始了谈天。你开始说你爱的那个人怎么样在你的执着下逃开，我开始说我对感情的怀疑。我看得出你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结，你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你总认为自己很坏，于是你将自己藏得很紧，对于外界，对于伤害，你像一只刺猬，蜷成一团，将尖锐的一面示人。
我们渐渐开始走近对方的生活。有人说你是个心思缜密的女人，我却不这样认为，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间不可以开锁的屋子，里面存放了些旧日过往，这些东西无需别人知道，就算是至亲至纯的人，也不一定要一一说知。你的世界我懂得便好，感情是一份快乐而简单的过程，付出的肯定是心甘情愿的，谈不上值得与不值得。爱便是爱了，没有必要找一个理由告诉自己爱别人多少，得到回报有多少？有人和我说：你千万不要再提永远两个字。我不知道，世人对永远是怎么看的，我认为的永远，是相亲相爱走过的那个时间。长相厮守的那个人未必是真爱的那个人，那么纵有天荒地老也不可以说那个就是永远。
冬去春来，我们终于生活在一起了。你的生活习惯和我不同，你总是晚起。但是每天清晨我洗漱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你已经在我的牙刷上挤好了牙膏，放好了水。我同你一起外出的时候，你总是先将我的鞋拿出来摆好。这些细节的感动，当着你的面时，我从来不说。你一定认为我是个粗心的人吧，不会去注意到你的关爱。
每天晚上，当你睡着的时候，你知道么，我都会悄悄地睁开眼晴，看着你。你枕在我的臂弯里，睡得那么安宁，像一个回到童年的孩子。偶尔的时候，你也会做恶梦，在梦里大声地哭泣，那个时候，我就会怜惜地抱紧你，在你的耳边说：宝贝，不怕，有我呢。这时的你，会微微张开眼晴，更紧地将头埋在我的怀里。我所能给你的温度，是我的体温，你说：这个才是恒温呢。
你说过：爱，只是一时的激情，当将爱转换了亲情的时候才能永久。我明白的，当爱转换成亲情，就会变得像自己的孩子，有了一层血缘关系，永远都割舍不下。当牵挂变成了习惯，就像我们离不开的左右手。感情的路会变得很长很长，只要你我一直清楚地知道：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
一定是那个寂寞的晚上，冬天的风总带着一层落寥，我裹紧了大衣，在人群中却像一只孤雁，那个晚上，如果我不出门，就不会见到你，以后也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我是个生活在梦里的人，像一只土拔鼠一样地缩在洞中，我一直以为自己不喜欢光亮，也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了，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我也不想去了解别人。
可是在那个晚上，我突然想混入人群，也许是一种无法排解的忧伤让我想找个地方发泄，心里面郁集了多年的情绪想找一个出口？也许没有任何也许，命运中的冥冥安排把你推到了我的身边。酒吧里面很是喧闹，我进来的时候，你正在小小的舞台上唱歌，四周是昏暗的，只有一束灯光打在你的脸上。
灯光给你的脸上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芒，我感觉到了你的眼晴很亮，长发像瀑布一样飞溅着。我找了个角落悄悄地坐下，叫了一杯深红色的酒一口口地喝着。我总喜欢呆在没人注意的地方，就像我的心事，始终都不可以光明正大地坦露。你唱完了，笑着被包围在了众人之间，他们好像都很喜欢和你说话。
当时的你的眼光醉心在一个男人身上，目不转晴地追随着他的手势，你并不太注意他在说什么，而是在认真地看着他。这时，我突然莫名地感觉到心酸，心想：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过。我的女朋友是个很冷静的人，她认识爱是不沾烟尘的，她所有的哭泣只是为了自己而哭。她说她爱我，却从来不会主动给我一个电话。
我感觉到有些累了，原来寂寞也是这样的累人。我推开酒杯，拿上大衣，准备转身离去。这时，突然有人叫我，原来是应酬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将我拉到了那一堆人中间，大声在介绍我。我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只是因为礼貌，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应对。他也向我介绍了你，我知道，当时的你也并没有将我记住，因为我不是一个让人很快记住的人。客套过后，我离开了酒吧。
再遇到你的时候，已经是深冬了。当时我的感情已经处在一个若即若离的状态，一个人在大街上走得很郁闷。我看见前面的一个背影，是你。于是我叫了你的名字，你转过身来，并没有认出我，我不得不再做一番自我介绍，这事对于我来说，已经算是难得的了，那时刻，我是那么渴求着让你认识我。你怔了一会，也不知道你想起来了没有，却轻缓地点了下头。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已经爱上你了。很多人都会认为，感情的到来都应该有一个说得出来的理由，而我，却真的说不出来。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不知道，快乐的基点在哪儿？我说过，我是生活在梦里的人，黎明醒来的时候也问过自己：陪着做梦的人会是谁？答案永远是那么残酷：是自己。我爱上了自己的那份感觉，对着镜子喃喃低语。原来我的感情是那么贫瘠，我沉默地走在自己的生命中，以为这个世界永远只有黑白两色。
我看到你的目光呆滞，全无那天晚上的神彩。我问：你不快乐吗？我知道问这个问题很傻，我想你会冷冷地拂袖而去。但是没有，你迟疑地冲我点了点头。后来，你告诉我，直所以当时并不在乎我的唐突，是因为你看到我的疲惫，那种累不是来自肉体而是来自于内心。而在那样的时候，我却还在关切地问你是否不快乐。你说，你忽然在心底涌上了一种心疼。
找了个地方坐下，两个都不善于诉说心事的人非常奇怪地开始了谈天。你开始说你爱的那个人怎么样在你的执着下逃开，我开始说我对感情的怀疑。我看得出你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结，你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你总认为自己很坏，于是你将自己藏得很紧，对于外界，对于伤害，你像一只刺猬，蜷成一团，将尖锐的一面示人。
我们渐渐开始走近对方的生活。有人说你是个心思缜密的女人，我却不这样认为，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间不可以开锁的屋子，里面存放了些旧日过往，这些东西无需别人知道，就算是至亲至纯的人，也不一定要一一说知。你的世界我懂得便好，感情是一份快乐而简单的过程，付出的肯定是心甘情愿的，谈不上值得与不值得。爱便是爱了，没有必要找一个理由告诉自己爱别人多少，得到回报有多少？有人和我说：你千万不要再提永远两个字。我不知道，世人对永远是怎么看的，我认为的永远，是相亲相爱走过的那个时间。长相厮守的那个人未必是真爱的那个人，那么纵有天荒地老也不可以说那个就是永远。
冬去春来，我们终于生活在一起了。你的生活习惯和我不同，你总是晚起。但是每天清晨我洗漱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你已经在我的牙刷上挤好了牙膏，放好了水。我同你一起外出的时候，你总是先将我的鞋拿出来摆好。这些细节的感动，当着你的面时，我从来不说。你一定认为我是个粗心的人吧，不会去注意到你的关爱。
每天晚上，当你睡着的时候，你知道么，我都会悄悄地睁开眼晴，看着你。你枕在我的臂弯里，睡得那么安宁，像一个回到童年的孩子。偶尔的时候，你也会做恶梦，在梦里大声地哭泣，那个时候，我就会怜惜地抱紧你，在你的耳边说：宝贝，不怕，有我呢。这时的你，会微微张开眼晴，更紧地将头埋在我的怀里。我所能给你的温度，是我的体温，你说：这个才是恒温呢。
你说过：爱，只是一时的激情，当将爱转换了亲情的时候才能永久。我明白的，当爱转换成亲情，就会变得像自己的孩子，有了一层血缘关系，永远都割舍不下。当牵挂变成了习惯，就像我们离不开的左右手。感情的路会变得很长很长，只要你我一直清楚地知道：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
国家统计局：过去五年失业率未突破4.3%
国家统计局20日发布《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经济社会发展回顾系列报告之三：就业规模持续稳步扩大》。报告指出，十六大以来我国就业工作呈现五个明显特点：
一是全国就业总量稳步增长，新增就业人数继续增加。我国城乡就业人员从2002年的73740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76400万人，年均增加665万人。城镇就业增长持续高于全国，其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的33.6%上升到2006年的37.1%。2003年至2006年，全国每年实现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859万人、890万人、970万人和1184万人，其中2006年新增就业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人。2002年至2006年，有2000多万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其中有530多万人是再就业的困难群体。
二是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继续提高，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增加人数最多。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由2002年的50.0比21.4比28.6转变为2006年的42.6比25.2比32.2。
三是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人员继续减少，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大幅增加。2006年末，城镇国有和集体等公有制经济单位就业人员7417万人，比2002年减少了1074万人。2002年至2006年，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共吸纳就业4387万人，年均增加近1100万人，超过了同期城镇总的就业增加量。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成为当前提高全社会就业率，缓解城镇就业压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四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止降回升。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从1996年起开始减少，到2002年减少到10985万人。2003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出现止降，2004年起开始回升，到2006年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已经回升到11713万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止降回升，表明我国在就业总量保持增加的同时，就业质量也已经有所提升。
五是失业率得到有效控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各项扩大就业政策的逐步落实，2002年至200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保持在4.0%～4.3%的较低水平。在劳动力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失业率得到有效控制，保持了就业局势的基本稳定。
一是全国就业总量稳步增长，新增就业人数继续增加。我国城乡就业人员从2002年的73740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76400万人，年均增加665万人。城镇就业增长持续高于全国，其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的33.6%上升到2006年的37.1%。2003年至2006年，全国每年实现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859万人、890万人、970万人和1184万人，其中2006年新增就业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人。2002年至2006年，有2000多万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其中有530多万人是再就业的困难群体。
二是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继续提高，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增加人数最多。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由2002年的50.0比21.4比28.6转变为2006年的42.6比25.2比32.2。
三是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人员继续减少，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大幅增加。2006年末，城镇国有和集体等公有制经济单位就业人员7417万人，比2002年减少了1074万人。2002年至2006年，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共吸纳就业4387万人，年均增加近1100万人，超过了同期城镇总的就业增加量。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成为当前提高全社会就业率，缓解城镇就业压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四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止降回升。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从1996年起开始减少，到2002年减少到10985万人。2003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出现止降，2004年起开始回升，到2006年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已经回升到11713万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止降回升，表明我国在就业总量保持增加的同时，就业质量也已经有所提升。
五是失业率得到有效控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各项扩大就业政策的逐步落实，2002年至200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保持在4.0%～4.3%的较低水平。在劳动力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失业率得到有效控制，保持了就业局势的基本稳定。
美联储降息效应冲击黄金石油价格连创新高
美联储出乎市场预期的大幅降息，对市场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效应，而且这一效应将持续发展。
国际黄金价格在降息政策的推动下，加快了刷新数年历史高点的速度。昨日，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黄金期货与伦敦金(loco London)价格双双狂飙，其中定价功能最突出的伦敦金继去年5月后再次突破每盎司730美元，创下了最近20多年的新纪录。
不仅如此，连续刷新历史纪录的国际原油价格，也牢牢站稳每桶82美元上方，这让不少试图高位做空的投机者感叹降息政策的威力。
国际黄金价格创20年新高
昨日，COMEX期金表现强劲，以746.3美元/盎司开盘，盘中最高达到738.3美元/盎司，这一价位已是今年新高，距离去年5月创下的753美元/盎司的纪录仅一步之遥。
伦敦金继上一交易日跨越725美元/盎司关口后，昨日一举突破730美元/盎司阻力位，上摸737.8美元/盎司，超越了去年5月创下的730.15美元/盎司的数年历史高点。
在国际黄金价格走强的带动下，国内黄金价格也节节攀升。昨日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Au(T+D)价格报收175.1元/克。
黄金价格的强势，在美联储大幅减息的背景下，更提高了市场人士对该投资品种的未来价格预期。里昂证券亚洲股票策略分析员及部门董事总经理Christopher Wood表示：“市场的骚动和美元的贬值将推动金价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达到3400美元/盎司或者更高。”
市场人士分析，美联储减息举措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美元的贬值，而这让长期与美元呈替代关系的黄金成为最大受益者。根据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此次降息绝非最后一次，预计最快今年还有一次降息，这不得不增强人们对黄金未来走势的乐观预期。
事实上，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已有不少人提出重视黄金的避险需求，但当时黄金价格却出人意料地连同金属、原油等走低。本月次贷危机稍显平静后，黄金价格才开始逐步走强。此次美联储祭出降息重拳，终于确认了人们对黄金的价值重估，加速了黄金的上涨。
近日，这一价值重估最好地体现在西班牙央行对黄金储备政策的态度转变上。此前有消息称，西班牙央行的黄金储备已从今年初的1340万盎司(416.7吨)减少32%至7月份的910万盎司(283吨)，并成为今年全球黄金市场上的最大卖家。但西班牙央行主席Miguel Fernandez Ordonez周二表示，西班牙央行今年将不再出售更多的黄金。
“考虑到美元走低的因素，即使金价超过700美元/盎司，相对于其他商品和资产而言，黄金依然是相对便宜的。”咨询机构Marc Faber Ltd的执行董事Marc Faber说。
原油价格站稳每桶82美元
昨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原油期货延续了近10多个交易日的强势，主力10月合约以81.86美元开盘，随后一路走高，大部分时间位于82美元上方。截至发稿时报价82.24美元。
本周三，美国能源资料协会(EIA)公布最新的原油库存报告，美国9月14日截至当周原油库存减少380万桶至3.188亿桶，此前分析师预估为下降150万桶。此为原油库存11周来第10次下滑，其间原油库存下降10%。这使原油期货10月合约涨至每桶82.51美元的历史高点，但随后在获利盘的抛售下出现小幅回落。
市场人士分析，按照原油惯常走势，当库存利多消息出台后，往往第二天会有小幅回调，但昨日的强势表明，美联储降息政策正在给原油价格提供持续上涨的动能。
高盛近日发布研究报告显示，原油价格有望在今年涨至每桶95美元。持续走弱的美元可能给原油上涨拓宽新的空间，而日益紧张的供需关系、地缘政治、飓风天气等将成为推动因素。
降息政策出台后，市场乐观估计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美国经济避免陷入衰退，能源需求不会大幅下降。
银河证券分析师李国洪表示，此次原油价格连创新高相比前几次油价上涨对经济的压力减小。在20世纪70年代，当油价触及历史高点后不久，美国通胀率和失业率便急剧上升。而现在看来，油价高企对物价和失业的影响已很小。
在最近一轮油价上升过程中可看出，虽然油价继续攀升，但失业率甚至出现下降。当前主要工业国家对原油的依赖程度已远远低于上世纪，因此，现在名义油价可能至少要超过每桶80美元才真正足以抑制原油需求，如果油价涨到每桶100美元左右，全球对原油的需求才可能出现明显下降。
国际黄金价格在降息政策的推动下，加快了刷新数年历史高点的速度。昨日，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黄金期货与伦敦金(loco London)价格双双狂飙，其中定价功能最突出的伦敦金继去年5月后再次突破每盎司730美元，创下了最近20多年的新纪录。
不仅如此，连续刷新历史纪录的国际原油价格，也牢牢站稳每桶82美元上方，这让不少试图高位做空的投机者感叹降息政策的威力。
国际黄金价格创20年新高
昨日，COMEX期金表现强劲，以746.3美元/盎司开盘，盘中最高达到738.3美元/盎司，这一价位已是今年新高，距离去年5月创下的753美元/盎司的纪录仅一步之遥。
伦敦金继上一交易日跨越725美元/盎司关口后，昨日一举突破730美元/盎司阻力位，上摸737.8美元/盎司，超越了去年5月创下的730.15美元/盎司的数年历史高点。
在国际黄金价格走强的带动下，国内黄金价格也节节攀升。昨日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Au(T+D)价格报收175.1元/克。
黄金价格的强势，在美联储大幅减息的背景下，更提高了市场人士对该投资品种的未来价格预期。里昂证券亚洲股票策略分析员及部门董事总经理Christopher Wood表示：“市场的骚动和美元的贬值将推动金价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达到3400美元/盎司或者更高。”
市场人士分析，美联储减息举措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美元的贬值，而这让长期与美元呈替代关系的黄金成为最大受益者。根据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此次降息绝非最后一次，预计最快今年还有一次降息，这不得不增强人们对黄金未来走势的乐观预期。
事实上，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已有不少人提出重视黄金的避险需求，但当时黄金价格却出人意料地连同金属、原油等走低。本月次贷危机稍显平静后，黄金价格才开始逐步走强。此次美联储祭出降息重拳，终于确认了人们对黄金的价值重估，加速了黄金的上涨。
近日，这一价值重估最好地体现在西班牙央行对黄金储备政策的态度转变上。此前有消息称，西班牙央行的黄金储备已从今年初的1340万盎司(416.7吨)减少32%至7月份的910万盎司(283吨)，并成为今年全球黄金市场上的最大卖家。但西班牙央行主席Miguel Fernandez Ordonez周二表示，西班牙央行今年将不再出售更多的黄金。
“考虑到美元走低的因素，即使金价超过700美元/盎司，相对于其他商品和资产而言，黄金依然是相对便宜的。”咨询机构Marc Faber Ltd的执行董事Marc Faber说。
原油价格站稳每桶82美元
昨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原油期货延续了近10多个交易日的强势，主力10月合约以81.86美元开盘，随后一路走高，大部分时间位于82美元上方。截至发稿时报价82.24美元。
本周三，美国能源资料协会(EIA)公布最新的原油库存报告，美国9月14日截至当周原油库存减少380万桶至3.188亿桶，此前分析师预估为下降150万桶。此为原油库存11周来第10次下滑，其间原油库存下降10%。这使原油期货10月合约涨至每桶82.51美元的历史高点，但随后在获利盘的抛售下出现小幅回落。
市场人士分析，按照原油惯常走势，当库存利多消息出台后，往往第二天会有小幅回调，但昨日的强势表明，美联储降息政策正在给原油价格提供持续上涨的动能。
高盛近日发布研究报告显示，原油价格有望在今年涨至每桶95美元。持续走弱的美元可能给原油上涨拓宽新的空间，而日益紧张的供需关系、地缘政治、飓风天气等将成为推动因素。
降息政策出台后，市场乐观估计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美国经济避免陷入衰退，能源需求不会大幅下降。
银河证券分析师李国洪表示，此次原油价格连创新高相比前几次油价上涨对经济的压力减小。在20世纪70年代，当油价触及历史高点后不久，美国通胀率和失业率便急剧上升。而现在看来，油价高企对物价和失业的影响已很小。
在最近一轮油价上升过程中可看出，虽然油价继续攀升，但失业率甚至出现下降。当前主要工业国家对原油的依赖程度已远远低于上世纪，因此，现在名义油价可能至少要超过每桶80美元才真正足以抑制原油需求，如果油价涨到每桶100美元左右，全球对原油的需求才可能出现明显下降。
2007年9月13日星期四
Northern Rock is bailed out by Bank of England
Helen Nugent, Sam Coates and Christine Seib, Banking Correspondent
Northern Rock, the UK’s fifth largest mortgage lender, applied to the Bank of England for emergency support last night after struggling to raise money.
In a rare move, the Bank of England agreed to throw the bank a lifeline and become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effectively agreeing the first bailout of a British bank since money markets went into crisis over the summer.
Financial experts and MPs urged borrowers and savers with Northern Rock to stay calm, telling customers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tempted to withdraw their funds or switch lenders.
John McFall, chairman of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said: “I don’t think customers of Northern Rock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their current accounts or mortgages.
Related Links
Bank pumps £4.4bn into money markets
Northern Rock falls on fears of profit warning
Troubled Northern Rock stages retreat
“The fact that the Bank [of England] is willing to act as lender of last resort should be reassuring, because it means they think the problems are temporary.”
The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Mervyn King, said in a letter to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on Wednesday that the Bank would be prepared to provide emergency loans to a bank that ran into difficulties, so long as those difficulties were the result of temporary market conditions.
Yesterday the Bank of England held discussions with the Treasury and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the City watchdog, to agree a rescue package for Northern Rock. The Treasury refused to comment, saying the issue was “commercially sensitive”. Last night Northern Rock also declined to comment.
Michael Fallon, the lead Conservative MP on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called the Bank of England’s move alarming. “This is precisely what the bank started by saying it wouldn’t do,” he said. “The danger is that they have already helped Northern Rock, who else will they bail out now with taxpayers’ money? Yes, this money is a loan, an expensive loan, but the bank should have been the player in this crisis that was absolutely steadfast and they are now retreating under pressure.”
Northern Rock will today tell the stock market that it has obtained a letter of unlimited credit from the Bank of England. It will be forced to pay a penalty rate of interest for the money it borrows.
The bank is also expected to issue a warning that its profits growth has been hit hard by its inability to raise sufficient funding.
Shares in Northern Rock fell almost 5 per cent to 639p yesterday as fears that the bank was having difficulty securitising mortgages that it had sold swept through the market. Its shares have almost halved after a profits warning in June.
There has been widespread volatility on international markets over concerns that banks may have to write off big quantities of bad debt held in US mortgages. Northern Rock is more exposed than its competitors because it has fewer savers than its rivals and therefore has to borrow heavily from other banks to fund its lending.
Vince Cable, Liberal Democrat Treasury spokesman, said: “This is a very serious development indeed and it was entirely predictable since Northern Rock is one of those banks which has been aggressively increasing its market share by offering mortgages at multiples of income well in excess of prudent levels.”
Experts said that Northern Rock was suffering because of its dependency on borrowing from other banks.Ray Boulger, senior technical manager at John Charcol, a mortgage broker, said: “It is unusual. Banks will try to arrange things so they do not go to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Northern Rock is the largest financial institution based in the North East of England, according to its website. It was founded in July 1965 as Northern Rock Building Society and converted to a public limited company in 1997.
A £4.4 billion relief fund offered by the Bank of England yesterday was drained by banking giants in less than an hour as they struggle to secure finance. The Bank of England pumped the extra cash into the system in a bid to ease soaring overnight inter-bank borrowing interest rates.
Northern Rock, the UK’s fifth largest mortgage lender, applied to the Bank of England for emergency support last night after struggling to raise money.
In a rare move, the Bank of England agreed to throw the bank a lifeline and become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effectively agreeing the first bailout of a British bank since money markets went into crisis over the summer.
Financial experts and MPs urged borrowers and savers with Northern Rock to stay calm, telling customers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tempted to withdraw their funds or switch lenders.
John McFall, chairman of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said: “I don’t think customers of Northern Rock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their current accounts or mortg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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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 Rock falls on fears of profit warning
Troubled Northern Rock stages retreat
“The fact that the Bank [of England] is willing to act as lender of last resort should be reassuring, because it means they think the problems are temporary.”
The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Mervyn King, said in a letter to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on Wednesday that the Bank would be prepared to provide emergency loans to a bank that ran into difficulties, so long as those difficulties were the result of temporary market conditions.
Yesterday the Bank of England held discussions with the Treasury and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the City watchdog, to agree a rescue package for Northern Rock. The Treasury refused to comment, saying the issue was “commercially sensitive”. Last night Northern Rock also declined to comment.
Michael Fallon, the lead Conservative MP on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called the Bank of England’s move alarming. “This is precisely what the bank started by saying it wouldn’t do,” he said. “The danger is that they have already helped Northern Rock, who else will they bail out now with taxpayers’ money? Yes, this money is a loan, an expensive loan, but the bank should have been the player in this crisis that was absolutely steadfast and they are now retreating under pressure.”
Northern Rock will today tell the stock market that it has obtained a letter of unlimited credit from the Bank of England. It will be forced to pay a penalty rate of interest for the money it borrows.
The bank is also expected to issue a warning that its profits growth has been hit hard by its inability to raise sufficient funding.
Shares in Northern Rock fell almost 5 per cent to 639p yesterday as fears that the bank was having difficulty securitising mortgages that it had sold swept through the market. Its shares have almost halved after a profits warning in June.
There has been widespread volatility on international markets over concerns that banks may have to write off big quantities of bad debt held in US mortgages. Northern Rock is more exposed than its competitors because it has fewer savers than its rivals and therefore has to borrow heavily from other banks to fund its lending.
Vince Cable, Liberal Democrat Treasury spokesman, said: “This is a very serious development indeed and it was entirely predictable since Northern Rock is one of those banks which has been aggressively increasing its market share by offering mortgages at multiples of income well in excess of prudent levels.”
Experts said that Northern Rock was suffering because of its dependency on borrowing from other banks.Ray Boulger, senior technical manager at John Charcol, a mortgage broker, said: “It is unusual. Banks will try to arrange things so they do not go to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Northern Rock is the largest financial institution based in the North East of England, according to its website. It was founded in July 1965 as Northern Rock Building Society and converted to a public limited company in 1997.
A £4.4 billion relief fund offered by the Bank of England yesterday was drained by banking giants in less than an hour as they struggle to secure finance. The Bank of England pumped the extra cash into the system in a bid to ease soaring overnight inter-bank borrowing interest rates.
O2 finds Apple revenue-sharing to its taste
O2, the mobile phone company, laid the groundwork yesterday for an announcement of a tie-up with Apple to sell the US firm’s iPhone handset.
Peter Erskine, the O2 chief executive, defended Apple’s insistence that it receives a share of revenues from calls made on iPhones.
Apple has struck an unconventional deal with the network operator AT&T in America, under which the iPhone has sold more than one million units since its launch on June 29.
Apple is expected to reveal that O2 will be its British network within the next few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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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 beats rivals in battle for Apple’s iPhone
O2 takes stock of move into broadband
Mr Erskine defended Apple’s insistence on sharing subscriber revenues with network operators, saying that such agreements were still advantageous.
Revenue-sharing deals with handset manufacturers are unheard of within the mobile industry. Manufacturers such as Nokia usually receive no cut of the calls made on their devices.
Vodafone is thought to have pulled out of the bidding war for the iPhone in Britain because of its reluctance to give 10 per cent of revenues from calls to the California-based company.
Asked about the revenue-sharing deals that Apple is expected to adopt with European mobile operators, Mr Erskine said: “If sharing revenue brings a bigger pie to the table, then we’ll be happy to share that pie . . . The revenue-sharing model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ture of converged communications.”
Losers in the converged world, he said, would be “the network operators, service providers and device manufacturers who don’t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understanding and reacting to what customers value”.
Mr Erskine also praised the iPhone as an “iconic device with unique features that have proven to have tremendous appeal to large numbers of customers in the US”.
It is expected to go on sale in Britain in time for the key Christmas trading period. He stopped short of confirming O2 as the winning operator and a spokesman for the mobile group said that “nothing yet has been announced as to who Apple may partner with in the UK”.
As well as the deal with O2, Orange is expected to be unveiled as Apple’s chosen partner in France, with T-Mobile the winner in Germany.
The fight for the rights to sell the iPhone in Britain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fiercely contested battles since the 3G auction in 2000.
Losing operators have scrambled to find alternative deals. Vodafone hopes that a tie-up announced this week with MusicStation, which offers subscribers access to one million tracks for less than £2 a week, will limit the damage.
Handset operators such as Sony Ericsson have also rushed out handsets designed to be “iPhone killers”.
Ben Wood, a director of CCS Insight, the telecoms research group, said: “Some operators feel [revenue-sharing deals] set a dangerous precedent on the way they deal with handset manufacturers. History has shown that doing deals with Steve Jobs inevitably results in Apple being the ultimate winner.”
Many analysts feel the edge was taken off the iPhone announcement by Apple’s recent decision to slash the price of the de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 third just 68 days after its launch.
Peter Erskine, the O2 chief executive, defended Apple’s insistence that it receives a share of revenues from calls made on iPhones.
Apple has struck an unconventional deal with the network operator AT&T in America, under which the iPhone has sold more than one million units since its launch on June 29.
Apple is expected to reveal that O2 will be its British network within the next few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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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 takes stock of move into broadband
Mr Erskine defended Apple’s insistence on sharing subscriber revenues with network operators, saying that such agreements were still advantageous.
Revenue-sharing deals with handset manufacturers are unheard of within the mobile industry. Manufacturers such as Nokia usually receive no cut of the calls made on their devices.
Vodafone is thought to have pulled out of the bidding war for the iPhone in Britain because of its reluctance to give 10 per cent of revenues from calls to the California-based company.
Asked about the revenue-sharing deals that Apple is expected to adopt with European mobile operators, Mr Erskine said: “If sharing revenue brings a bigger pie to the table, then we’ll be happy to share that pie . . . The revenue-sharing model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ture of converged communications.”
Losers in the converged world, he said, would be “the network operators, service providers and device manufacturers who don’t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understanding and reacting to what customers value”.
Mr Erskine also praised the iPhone as an “iconic device with unique features that have proven to have tremendous appeal to large numbers of customers in the US”.
It is expected to go on sale in Britain in time for the key Christmas trading period. He stopped short of confirming O2 as the winning operator and a spokesman for the mobile group said that “nothing yet has been announced as to who Apple may partner with in the UK”.
As well as the deal with O2, Orange is expected to be unveiled as Apple’s chosen partner in France, with T-Mobile the winner in Germany.
The fight for the rights to sell the iPhone in Britain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fiercely contested battles since the 3G auction in 2000.
Losing operators have scrambled to find alternative deals. Vodafone hopes that a tie-up announced this week with MusicStation, which offers subscribers access to one million tracks for less than £2 a week, will limit the damage.
Handset operators such as Sony Ericsson have also rushed out handsets designed to be “iPhone killers”.
Ben Wood, a director of CCS Insight, the telecoms research group, said: “Some operators feel [revenue-sharing deals] set a dangerous precedent on the way they deal with handset manufacturers. History has shown that doing deals with Steve Jobs inevitably results in Apple being the ultimate winner.”
Many analysts feel the edge was taken off the iPhone announcement by Apple’s recent decision to slash the price of the de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 third just 68 days after its launch.
How computer users can search for Steve Fossett from their desktops
Philippe Naughton and Tim Reid in Washington
Internet users around the globe have been asked to join what is being billed as the world’s largest missing person search, a frame-by-frame trawl through tens of thousands of satellite images for signs of the missing adventurer Steve Fossett.
But even if desktop rescuers do find photographic evidence of a crashed aircraft,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t will be Fossett’s: the search for the adventurer has so far turned up eight unrelated crash sites.
Fossett, 63, disappeared last week after taking off in a single-engined aircraft from a ranch in Nevada. The holder of more than 115 world records involving speed, endurance and distance in aircraft, balloons and boats, he had been hoping to find a suitable site for a planned attempt on the world land speed record.
Since then, rescue officials have been searching an area covering more than 17,000 sq miles over Nevada and parts of California. It has emerged that more than 150 small aircraft have disappeared in Nevada in the past 50 years, never to b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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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 for Fossett in aircraft ‘graveyard’
Fears grow for missing adventurer Fossett
Daredevil record-breaker missing
“We’re finding them left and right. Nevada is a graveyard,” said Kim Toulouse, a spokesman for the Nevada Department of Wildlife, which has been helping with the hunt.
The online search is being organised using Mechanical Turk, a “human intelligence” tool created by Amazon. com, the online retailer. Mechanical Turk is named after a bogus chess-playing robot dating from the 18th century, whose creator had hidden a genuine chess master inside. The name refers to projects in which computers set the tasks for human beings to complete.
In this case, the mission is to work through satellite pictures newly taken for the Google Earth service. Those who sign up to help - already thought to number in the thousands - are asked to review individual frames and to look for foreign objects that resemble aircraft.
“Marked images will be sent to a team of specialists who will determine if they contain information on the whereabouts of Steve Fossett,” the website instructions read.
“Friends and family of Steve Fossett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helping them with this cause.”
In the latest false alarm in a search tha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grim, rescuers arranged a press briefing after sighting wreckage less than 50 miles from the private ranch where Fossett took off. Many believed that they had found Fossett’s plane. But a helicopter ground crew discovered that it was an old US Navy aircraft crash site.
Fossett’s wife, Peggy, has remained at the ranch from which her husband departed in what was scheduled to be a three-hour trip. It belongs to Barron Hilton, the hotel magnate. Joe Sanford, a local sheriff, said it was an “understatement” that the aviator’s family had been on an emotional “roller-coaster”. Major Cynthia Ryan, of the Civil Air Patrol in Nevada, said: “This search is big, it is frustrating and it is exhausting,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Fossett is an expert survivalist, but hopes of finding him alive are now fading fast. His Bellanca Citabria Super Decathlon was fitted with a satellite rescue beacon, but no signal has been received.
Networked help
SETI@home, run by 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uses the processing power of idle home computers to analyse decades of data from radio telescopes in search of signals from other planets
Orbit@home reconstructs, simulates and analyses Near-Earth objects, large chunks of debris passing close to our planet. By doing so, it enables scientists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threat they pose
FightAIDS@home runs biomedical simulations on home computers to test potential methods for fighting the HIV virus and developing a cure for AIDS
Source: Berkeley University
Internet users around the globe have been asked to join what is being billed as the world’s largest missing person search, a frame-by-frame trawl through tens of thousands of satellite images for signs of the missing adventurer Steve Fossett.
But even if desktop rescuers do find photographic evidence of a crashed aircraft,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t will be Fossett’s: the search for the adventurer has so far turned up eight unrelated crash sites.
Fossett, 63, disappeared last week after taking off in a single-engined aircraft from a ranch in Nevada. The holder of more than 115 world records involving speed, endurance and distance in aircraft, balloons and boats, he had been hoping to find a suitable site for a planned attempt on the world land speed record.
Since then, rescue officials have been searching an area covering more than 17,000 sq miles over Nevada and parts of California. It has emerged that more than 150 small aircraft have disappeared in Nevada in the past 50 years, never to b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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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finding them left and right. Nevada is a graveyard,” said Kim Toulouse, a spokesman for the Nevada Department of Wildlife, which has been helping with the hunt.
The online search is being organised using Mechanical Turk, a “human intelligence” tool created by Amazon. com, the online retailer. Mechanical Turk is named after a bogus chess-playing robot dating from the 18th century, whose creator had hidden a genuine chess master inside. The name refers to projects in which computers set the tasks for human beings to complete.
In this case, the mission is to work through satellite pictures newly taken for the Google Earth service. Those who sign up to help - already thought to number in the thousands - are asked to review individual frames and to look for foreign objects that resemble aircraft.
“Marked images will be sent to a team of specialists who will determine if they contain information on the whereabouts of Steve Fossett,” the website instructions read.
“Friends and family of Steve Fossett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helping them with this cause.”
In the latest false alarm in a search tha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grim, rescuers arranged a press briefing after sighting wreckage less than 50 miles from the private ranch where Fossett took off. Many believed that they had found Fossett’s plane. But a helicopter ground crew discovered that it was an old US Navy aircraft crash site.
Fossett’s wife, Peggy, has remained at the ranch from which her husband departed in what was scheduled to be a three-hour trip. It belongs to Barron Hilton, the hotel magnate. Joe Sanford, a local sheriff, said it was an “understatement” that the aviator’s family had been on an emotional “roller-coaster”. Major Cynthia Ryan, of the Civil Air Patrol in Nevada, said: “This search is big, it is frustrating and it is exhausting,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Fossett is an expert survivalist, but hopes of finding him alive are now fading fast. His Bellanca Citabria Super Decathlon was fitted with a satellite rescue beacon, but no signal has been received.
Networked help
SETI@home, run by 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uses the processing power of idle home computers to analyse decades of data from radio telescopes in search of signals from other planets
Orbit@home reconstructs, simulates and analyses Near-Earth objects, large chunks of debris passing close to our planet. By doing so, it enables scientists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threat they pose
FightAIDS@home runs biomedical simulations on home computers to test potential methods for fighting the HIV virus and developing a cure for AIDS
Source: Berkeley University
Social workers visit McCanns to see if their twins are at risk
Rosemary Bennett, Patrick Foster and David Brown
Social workers visited Kate and Gerry McCann yesterday to assess whether their twins were at any risk. The couple, who are official suspects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ir other child, Madeleine, are expected to return to Portugal to be reinterviewed by police.
Two child welfare experts spent an hour with the couple, their two-year-old twins, Sean and Amelie, and several close relatives at the family’s home in Rothley, Leicestershire.
The couple have made preparations to leave the twins with an aunt if they have to return to the Algarve, where they are suspected of accidentally killing Madeleine during a holiday 134 days ago.
A judge has to decide by next Thursday whether police have sufficient evidence to reinterview Mr and Mrs McCann, both 39, on suspicion of homicide by negligence and concealing Madeleine’s corpse. He has authorised detectives to use Mrs McCann’s diary as evidence and to examine her husband’s computer.
Madeleine McCann: the key questions
Why do detectives want Kate McCann's diaries and lap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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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st full coverage of Madeleine McCann
Background
Victims of the rumour mill?
Madeleine: one fact, many lies, endless grief
Lay off the McCanns
Leaving children alone
Multimedia
Pictures: searching for Madeleine
Video: McCann family start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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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future in the hands of diligent lawyer
Crime bloggers: Get that cat to forensics
Law prevents couple hiring investigators
The couple were visited by a male and a female social worker from Leicestershire County Council at 11.30am for an hour-long meeting.
A spokeswoman for the family said: “As responsible parents concerned for the welfare of their twins, on return from Portugal Gerry and Kate contacted social services to arrange a meeting to discuss their wellbeing.”
Trish Cameron, a sister of Mr McCann, is expected to care for Sean and Amelie if their parents have to leave the country. She went for a walk with the twins for an hour before the meeting with the social workers.
Other visitors at the house included Mr McCann’s brother, John, and Mrs McCann’s parents, and Brian and Susan Healy, and her uncle, Brian Kennedy. John McCann said: “Kate has invited social services round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 That was at her behest. They will co-operate with anyone who has the family’s best interests at heart.”
A meeting at the home of parents who are involved in a case where a child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harmed is standard practice and does not mean that the twins were judged to be at risk. Social workers could carry out a further “core assessment” into the welfare of the twins, which would involve other agencies such as the police and the family’s GP.
Last night France Soir, a French newspaper, claimed that traces of a large quantity of sleeping pills were found in DNA samples from bodily fluids taken from the boot of a car hired by the couple 25 days after Madeleine disappeared. The Portuguese police have not commented on the story, and the McCanns have previously denied giving Madeleine sleeping pills.
Senior officers wanted to charge Mrs McCann last week, which would have kept her in Portugal for more than a year awaiting trial. However, after a meeting between the McCanns’ Portuguese lawyer, Carlos Pinto de Abreu, and the Attorney-General, Fernando José Pinto Monteiro, it was decided not to bring any charges. Instead, both were named as arguidos, or formal suspects, last Friday.
The couple were released on the weakest form of bail, which allowed them to return to Britain on Sunday, to the dismay of detectives involved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 couple continue to deny vigorously any involvement in their daughter’s disappearance.
Philomena McCann, Madeleine´s aunt, confirmed this week that the family would look after the twins if their parents had to return to Portugal. “Of course they’re worried about having the children taken away from them,” she said. “Kate said to my mother, ‘There’s no way those kids are going to get taken by Portuguese social services’ and that my mum and sister Trish have to take the kids.”
Detectives have been authorised by a Portuguese judge to seize the diaries that Mrs McCann kept after her daughter’s disappearance and the laptop computer on which her husband wrote an internet blog about Madeleine’s disappearance that was read by millions of people.
Copies of the diaries have already been made by the police, who hope that they will help to build up a 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Mrs McCann. Police have previously examined Mr McCann’s laptop computer, but are now believed to want to make further checks on its e-mail records.
The diaries have been added to a 4,000-page dossier of police evidence which was presented to Judge Pedro Miguel dos Anjos Frias on Tuesday.
Two Portuguese newspapers reported yesterday that the diaries disclosed that Mrs McCann, a locum GP, had difficulty coping with the twins, whom she referred to as “hysterical”, and that she complained that her husband was not doing enough to look after the children.
They also claimed that although Mrs McCann does not confess to any crime, she does reveal details about the hours before she reported Madeleine missing at 10pm on May 3.
Social workers visited Kate and Gerry McCann yesterday to assess whether their twins were at any risk. The couple, who are official suspects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ir other child, Madeleine, are expected to return to Portugal to be reinterviewed by police.
Two child welfare experts spent an hour with the couple, their two-year-old twins, Sean and Amelie, and several close relatives at the family’s home in Rothley, Leicestershire.
The couple have made preparations to leave the twins with an aunt if they have to return to the Algarve, where they are suspected of accidentally killing Madeleine during a holiday 134 days ago.
A judge has to decide by next Thursday whether police have sufficient evidence to reinterview Mr and Mrs McCann, both 39, on suspicion of homicide by negligence and concealing Madeleine’s corpse. He has authorised detectives to use Mrs McCann’s diary as evidence and to examine her husband’s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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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ple were visited by a male and a female social worker from Leicestershire County Council at 11.30am for an hour-long meeting.
A spokeswoman for the family said: “As responsible parents concerned for the welfare of their twins, on return from Portugal Gerry and Kate contacted social services to arrange a meeting to discuss their wellbeing.”
Trish Cameron, a sister of Mr McCann, is expected to care for Sean and Amelie if their parents have to leave the country. She went for a walk with the twins for an hour before the meeting with the social workers.
Other visitors at the house included Mr McCann’s brother, John, and Mrs McCann’s parents, and Brian and Susan Healy, and her uncle, Brian Kennedy. John McCann said: “Kate has invited social services round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 That was at her behest. They will co-operate with anyone who has the family’s best interests at heart.”
A meeting at the home of parents who are involved in a case where a child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harmed is standard practice and does not mean that the twins were judged to be at risk. Social workers could carry out a further “core assessment” into the welfare of the twins, which would involve other agencies such as the police and the family’s GP.
Last night France Soir, a French newspaper, claimed that traces of a large quantity of sleeping pills were found in DNA samples from bodily fluids taken from the boot of a car hired by the couple 25 days after Madeleine disappeared. The Portuguese police have not commented on the story, and the McCanns have previously denied giving Madeleine sleeping pills.
Senior officers wanted to charge Mrs McCann last week, which would have kept her in Portugal for more than a year awaiting trial. However, after a meeting between the McCanns’ Portuguese lawyer, Carlos Pinto de Abreu, and the Attorney-General, Fernando José Pinto Monteiro, it was decided not to bring any charges. Instead, both were named as arguidos, or formal suspects, last Friday.
The couple were released on the weakest form of bail, which allowed them to return to Britain on Sunday, to the dismay of detectives involved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 couple continue to deny vigorously any involvement in their daughter’s disappearance.
Philomena McCann, Madeleine´s aunt, confirmed this week that the family would look after the twins if their parents had to return to Portugal. “Of course they’re worried about having the children taken away from them,” she said. “Kate said to my mother, ‘There’s no way those kids are going to get taken by Portuguese social services’ and that my mum and sister Trish have to take the kids.”
Detectives have been authorised by a Portuguese judge to seize the diaries that Mrs McCann kept after her daughter’s disappearance and the laptop computer on which her husband wrote an internet blog about Madeleine’s disappearance that was read by millions of people.
Copies of the diaries have already been made by the police, who hope that they will help to build up a 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Mrs McCann. Police have previously examined Mr McCann’s laptop computer, but are now believed to want to make further checks on its e-mail records.
The diaries have been added to a 4,000-page dossier of police evidence which was presented to Judge Pedro Miguel dos Anjos Frias on Tuesday.
Two Portuguese newspapers reported yesterday that the diaries disclosed that Mrs McCann, a locum GP, had difficulty coping with the twins, whom she referred to as “hysterical”, and that she complained that her husband was not doing enough to look after the children.
They also claimed that although Mrs McCann does not confess to any crime, she does reveal details about the hours before she reported Madeleine missing at 10pm on May 3.
'Muscular diplomacy failing the West'
The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tells our correspondent that warfare alone is not enough to counter world terrorismTom Baldwin
Britain’s most senior ambassador has made an impassioned call for a “new diplomacy”, suggesting that the muscular approach to fighting terrorism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Sir David Manning, formerly Tony Blair’s right-hand man on foreign policy, said: “It’s not enough just to go on about terrorism and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 . . we need to find new ways of bridging and reaching out.”
He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madrassas, Islamic religious schools often seen as incubators for terrorists, as he called for the creation of a world education fund to stop children falling prey to extremist ideologies.
“If you’re worried about Muslim extremism, can’t we find some way of helping those who want to set up networks of schools to counter the pervasive influences of these madrassas — but don’t yet have th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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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failing in duty of care, says Jackson
Army interpreters told to leave Basra
US may take over Basra if UK troops withdraw
“When I see how much money we’re spending on other things, it does seem to me to be a very poor investment on our part.”
He asked: “How many schools could you ge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Sir David, who leaves his post as 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next month, has rarely spoken out publicly in such forceful fashion during an illustrious 35-year diplomatic career.
Indeed, as Tony Blair’s chief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dviser in 2001-03 and thereafter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he has been at the heart of decisions to invade Afghanistan and Iraq.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Times he emphasised that existing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remain “terribly important”, but added: “We have to move beyond that. I suppose at the end of my time I’m allowed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Sir David, 57, does not know what he will do when he quits the Foreign Office next month and denied that his idea for a world education fund is a pitch for a new job. But he does not need much invitation to expand on the scheme: A global education fund would have to operate like the World Bank, he said, without “any one country’s fingerprints all over it”. It could also attract investment from big corpora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a stake in the security of energy supplies.
And, as ever, he believes it would also require strong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But this long-standing principle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 which he described as a sense of “solidarity” with the US — was, he admits, only “part of the reason” why Mr Blair ordered British troops into Iraq.
Although he suggested that Mr Blair was not hell-bent on “dealing with Iraq through warfare”, Sir David added: “The Prime Minister’s view was that this [Saddam] was a mass murderer who had committed appalling abuses of human rights and was also a real regional threat.”
Is Iraq a better place for the war? “I don’t think I can say that,” he replied. “It depends on who you are. Certainly it’s better if you’re a Kurd, but not better if you are someone in Baghdad who has lost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ons in sectarian killing.” The West had slowly learnt it took time to build a democracy and “we’re still not very good at it”. But Sir David gave warning about a possible “disintegration of society” if the US military “goes and goes quickly”.
He acknowledged there is argument that “if we pull out now that will force the pace of reconciliation”, but added: “I’m a bit sceptical about it.” So why did some British troops pull out of Basra last week?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Was he aware of US Administration criticisms about the timing of the withdrawal? “There are optical problems when there is a surge going on of American forces and Brits apparently withdrawing some of their forces in the south.
“But this is not sudden, nor secret, and we’ve always said this is our approach,” said Sir David, who added that Britain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n “echo chamber” for US policy. These included differences with the US in Afghanistan over Britain’s opposition to aerial spraying of opium poppy fields. How were relations between Mr Bush and Gordon Brown? Inevitably different to those with Mr Blair, replied Sir David. “You have to allow people to settle down.” But in Camp David in July, it was “very cheerful and relaxed”. His own departure next month will mark that of the last member of Mr Blair’s foreign policy team which established extraordinarily close relations with that of Mr Bush.
Indeed, on the eve of the September 11, 2001, attacks on America, he had stayed so late in Washington discussing policy with Condoleezza Rice that he had to catch a flight to New York the next morning.
As he flew in, he saw the burning World Trade Centre and then, after landing, was ordered to evacuate the airport. But Sir David disobeyed the rules, climbing on to a baggage carousel and then crawling through the rubber gate at the end of the conveyer belt, where — “unbelievably” he found his bag. “It was a stupid thing to do. These days I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arrested,” said Sir David, a diplomat with a less 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problems than perhaps was once assumed.
The diplomat
— David Manning has spent 35 years working for th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starting his career after graduating from Oxford in 1972
— Before being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he held posts as (among others) Ambassador to Israel and Ambassador to Nato. From 2001 to 2003 he was Tony Blair’s foreign policy adviser
— During the Hutton inquiry he was questioned about the initial Downing Street meetings on David Kelly, the weapons expert who committed suicide in 2003
— His wife, Catherine, writes thrillers under the pen name Elizabeth Ironside. Her novel A Very Private Enterprise is set in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in Delhi
— Mr Manning’s posting at the Moscow Embassy spanned the fall of communism. On Christmas Day, 1991, he sent a note to John Major’s Government telling them that the hammer and sickle at the Kremlin was being replaced with the Russian tricolour. He wrote: “I am watching the red flag coming down”
Source: Times archive, agencies,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Britain’s most senior ambassador has made an impassioned call for a “new diplomacy”, suggesting that the muscular approach to fighting terrorism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Sir David Manning, formerly Tony Blair’s right-hand man on foreign policy, said: “It’s not enough just to go on about terrorism and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 . . we need to find new ways of bridging and reaching out.”
He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madrassas, Islamic religious schools often seen as incubators for terrorists, as he called for the creation of a world education fund to stop children falling prey to extremist ideologies.
“If you’re worried about Muslim extremism, can’t we find some way of helping those who want to set up networks of schools to counter the pervasive influences of these madrassas — but don’t yet have th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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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see how much money we’re spending on other things, it does seem to me to be a very poor investment on our part.”
He asked: “How many schools could you ge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Sir David, who leaves his post as 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next month, has rarely spoken out publicly in such forceful fashion during an illustrious 35-year diplomatic career.
Indeed, as Tony Blair’s chief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dviser in 2001-03 and thereafter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he has been at the heart of decisions to invade Afghanistan and Iraq.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Times he emphasised that existing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remain “terribly important”, but added: “We have to move beyond that. I suppose at the end of my time I’m allowed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Sir David, 57, does not know what he will do when he quits the Foreign Office next month and denied that his idea for a world education fund is a pitch for a new job. But he does not need much invitation to expand on the scheme: A global education fund would have to operate like the World Bank, he said, without “any one country’s fingerprints all over it”. It could also attract investment from big corpora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a stake in the security of energy supplies.
And, as ever, he believes it would also require strong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But this long-standing principle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 which he described as a sense of “solidarity” with the US — was, he admits, only “part of the reason” why Mr Blair ordered British troops into Iraq.
Although he suggested that Mr Blair was not hell-bent on “dealing with Iraq through warfare”, Sir David added: “The Prime Minister’s view was that this [Saddam] was a mass murderer who had committed appalling abuses of human rights and was also a real regional threat.”
Is Iraq a better place for the war? “I don’t think I can say that,” he replied. “It depends on who you are. Certainly it’s better if you’re a Kurd, but not better if you are someone in Baghdad who has lost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ons in sectarian killing.” The West had slowly learnt it took time to build a democracy and “we’re still not very good at it”. But Sir David gave warning about a possible “disintegration of society” if the US military “goes and goes quickly”.
He acknowledged there is argument that “if we pull out now that will force the pace of reconciliation”, but added: “I’m a bit sceptical about it.” So why did some British troops pull out of Basra last week?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Was he aware of US Administration criticisms about the timing of the withdrawal? “There are optical problems when there is a surge going on of American forces and Brits apparently withdrawing some of their forces in the south.
“But this is not sudden, nor secret, and we’ve always said this is our approach,” said Sir David, who added that Britain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n “echo chamber” for US policy. These included differences with the US in Afghanistan over Britain’s opposition to aerial spraying of opium poppy fields. How were relations between Mr Bush and Gordon Brown? Inevitably different to those with Mr Blair, replied Sir David. “You have to allow people to settle down.” But in Camp David in July, it was “very cheerful and relaxed”. His own departure next month will mark that of the last member of Mr Blair’s foreign policy team which established extraordinarily close relations with that of Mr Bush.
Indeed, on the eve of the September 11, 2001, attacks on America, he had stayed so late in Washington discussing policy with Condoleezza Rice that he had to catch a flight to New York the next morning.
As he flew in, he saw the burning World Trade Centre and then, after landing, was ordered to evacuate the airport. But Sir David disobeyed the rules, climbing on to a baggage carousel and then crawling through the rubber gate at the end of the conveyer belt, where — “unbelievably” he found his bag. “It was a stupid thing to do. These days I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arrested,” said Sir David, a diplomat with a less 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problems than perhaps was once assumed.
The diplomat
— David Manning has spent 35 years working for th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starting his career after graduating from Oxford in 1972
— Before being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he held posts as (among others) Ambassador to Israel and Ambassador to Nato. From 2001 to 2003 he was Tony Blair’s foreign policy adviser
— During the Hutton inquiry he was questioned about the initial Downing Street meetings on David Kelly, the weapons expert who committed suicide in 2003
— His wife, Catherine, writes thrillers under the pen name Elizabeth Ironside. Her novel A Very Private Enterprise is set in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in Delhi
— Mr Manning’s posting at the Moscow Embassy spanned the fall of communism. On Christmas Day, 1991, he sent a note to John Major’s Government telling them that the hammer and sickle at the Kremlin was being replaced with the Russian tricolour. He wrote: “I am watching the red flag coming down”
Source: Times archive, agencies,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Cracks appear in allied coalition in Afghanistan
By Judy Dempsey Published: September 13, 2007
BERLIN: The coalition established to stabilize Afghanistan after the ouster of the Taliban by U.S. forces in 2001 is weakening as countries fighting in the volatile south criticize the lack of military support from other NATO allies, defense officials said Thursday.
Britain, Canada and the Netherlands face crucial decisions on whether to renew their commitments in the increasingly violent region where the Dutch contingent now commands alliance forces fighting a growing resurgence by Taliban and Al Qaeda forces.
The intensifying debate in Europe comes as disarray in Japan'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following the resignation of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is likely to interrupt and perhaps end the Japanese naval force's six-year participation in Afghanistan. Tokyo must obtain parliamentary approval to extend the mission beyond Nov. 1. (Page 8)
"The Dutch government is facing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whether to recommend extending the mandate for the troops or end it as planned," said Sico van der Meer, a security expert at 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re are now too few countries willing to help in the south. Germany says it is willing, but not in that dangerous area." The Dutch are committed to keeping 2,000 troops in Afghanistan until 2008.
Jaap de Hoop Scheffer, the NATO secretary general, asked Germany on Thursday to redeploy some of its 3,200 troop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to the south. But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s coalition of conservatives and Social Democrats rejected the request, saying German troops were already carrying out important work.
The German troops are based in the relatively peaceful province of Kunduz and are under tight restrictions on their mission. Defense Minister Franz-Josef Jung suggested last week that German soldiers help train the Afghan Army in the south, provoking a bitter debate, with some coalition factions opposing deployment in the south and some opposition parties calling for withdrawal of all German troops.
The Dutch government postponed a parliamentary debate this autumn on its contribution because the deployment has become so politically sensitive. "This is becoming a very complicated issue," van der Meer said. "The Dutch soldiers were sent initially to Afghanistan to support a policy of reconstruction and stabilization. But they have ended up in a high-combat mission, which in fact was not NATO's original mandate. NATO is supposed to be a stabilization force."
The Dutch government and NATO are also concerned that even if the Dutch decided to stay in the south, but with reduced numbers, the alliance would be hard-pressed to find another country willing to take over the command. General Ray Henault, the Canadian chairman of NATO's military committee, is looking for another NATO country to replace the Dutch as the lead unit.
During a visit to Australia this week, Henault asked Defense Minister Brendan Nelson if his government, a staunch supporter of the U.S.-led war on terror, would take on the task. Nelson declined.
"At the moment, it's been clearly expressed to me that Australia would prefer to have a lead nation to work with, especially a NATO nation so it can continue operating in Afghanistan," Henault said. Australia has 1,000 troops in Afghanistan, more than any other non-NATO nation.
Canada's conservative-led minority government must decide in the coming weeks whether to retain the Afghan mission as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program. Its 2,500 troops are supposed to stay there until 2009.
Paul Dubois, the Canadian ambassador to Germany, said recently that the force of 30,000 NATO troops - the bulk of which are not in action in the south - and 10,000 U.S. soldiers was too little. "Naturally, we would welcome it if 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 sent more soldiers."
Britain, while reducing its contingent in Iraq, has almost doubled its force in Afghanistan from 3,300 to 5,800. Prime Minister Gordon Brown has publicly supported a much stronger British presence in the country - but on condition of greater support from NATO. Such assistance is unlikely, according to security analysts.
"There was always a shortage of NATO troops and military equipment," said Clara O'Donnell, a defense expert at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in London. "Now, with the debate over the future of the Dutch and Canadian participation and with all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on troop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likelihood is that there will be less troops."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nounced last month that it would be withdrawing its 200 troops serving with the U.S. forces in Afghanistan after 23 South Korean volunteers had been taken hostage by the Taliban. And in Italy, Prime Minister Romano Prodi's government barely survived a confidence vote when the opposition insisted that it withdraw all its troops from Afghanistan. But Prodi survived the vote and the troops are still there.
The other big European countries, including Italy and Spain, are unwilling to send their troops south, saying that their deployment mandates did not allow it. De Hoop Scheffer said he did not think that "things are going to change anytime soon. "
"But if Afghanistan is NATO's most important mission, countries should deliver what they promise," he said.
BERLIN: The coalition established to stabilize Afghanistan after the ouster of the Taliban by U.S. forces in 2001 is weakening as countries fighting in the volatile south criticize the lack of military support from other NATO allies, defense officials said Thursday.
Britain, Canada and the Netherlands face crucial decisions on whether to renew their commitments in the increasingly violent region where the Dutch contingent now commands alliance forces fighting a growing resurgence by Taliban and Al Qaeda forces.
The intensifying debate in Europe comes as disarray in Japan'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following the resignation of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is likely to interrupt and perhaps end the Japanese naval force's six-year participation in Afghanistan. Tokyo must obtain parliamentary approval to extend the mission beyond Nov. 1. (Page 8)
"The Dutch government is facing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whether to recommend extending the mandate for the troops or end it as planned," said Sico van der Meer, a security expert at 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re are now too few countries willing to help in the south. Germany says it is willing, but not in that dangerous area." The Dutch are committed to keeping 2,000 troops in Afghanistan until 2008.
Jaap de Hoop Scheffer, the NATO secretary general, asked Germany on Thursday to redeploy some of its 3,200 troop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to the south. But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s coalition of conservatives and Social Democrats rejected the request, saying German troops were already carrying out important work.
The German troops are based in the relatively peaceful province of Kunduz and are under tight restrictions on their mission. Defense Minister Franz-Josef Jung suggested last week that German soldiers help train the Afghan Army in the south, provoking a bitter debate, with some coalition factions opposing deployment in the south and some opposition parties calling for withdrawal of all German troops.
The Dutch government postponed a parliamentary debate this autumn on its contribution because the deployment has become so politically sensitive. "This is becoming a very complicated issue," van der Meer said. "The Dutch soldiers were sent initially to Afghanistan to support a policy of reconstruction and stabilization. But they have ended up in a high-combat mission, which in fact was not NATO's original mandate. NATO is supposed to be a stabilization force."
The Dutch government and NATO are also concerned that even if the Dutch decided to stay in the south, but with reduced numbers, the alliance would be hard-pressed to find another country willing to take over the command. General Ray Henault, the Canadian chairman of NATO's military committee, is looking for another NATO country to replace the Dutch as the lead unit.
During a visit to Australia this week, Henault asked Defense Minister Brendan Nelson if his government, a staunch supporter of the U.S.-led war on terror, would take on the task. Nelson declined.
"At the moment, it's been clearly expressed to me that Australia would prefer to have a lead nation to work with, especially a NATO nation so it can continue operating in Afghanistan," Henault said. Australia has 1,000 troops in Afghanistan, more than any other non-NATO nation.
Canada's conservative-led minority government must decide in the coming weeks whether to retain the Afghan mission as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program. Its 2,500 troops are supposed to stay there until 2009.
Paul Dubois, the Canadian ambassador to Germany, said recently that the force of 30,000 NATO troops - the bulk of which are not in action in the south - and 10,000 U.S. soldiers was too little. "Naturally, we would welcome it if 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 sent more soldiers."
Britain, while reducing its contingent in Iraq, has almost doubled its force in Afghanistan from 3,300 to 5,800. Prime Minister Gordon Brown has publicly supported a much stronger British presence in the country - but on condition of greater support from NATO. Such assistance is unlikely, according to security analysts.
"There was always a shortage of NATO troops and military equipment," said Clara O'Donnell, a defense expert at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in London. "Now, with the debate over the future of the Dutch and Canadian participation and with all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on troop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likelihood is that there will be less troops."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nounced last month that it would be withdrawing its 200 troops serving with the U.S. forces in Afghanistan after 23 South Korean volunteers had been taken hostage by the Taliban. And in Italy, Prime Minister Romano Prodi's government barely survived a confidence vote when the opposition insisted that it withdraw all its troops from Afghanistan. But Prodi survived the vote and the troops are still there.
The other big European countries, including Italy and Spain, are unwilling to send their troops south, saying that their deployment mandates did not allow it. De Hoop Scheffer said he did not think that "things are going to change anytime soon. "
"But if Afghanistan is NATO's most important mission, countries should deliver what they promise," he said.
2007年9月5日星期三
看大势要盯住人民币汇率
“对于股市，出来什么政策其实都不要紧张，只须盯住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就还是牛市，但不能是一步到位的升值而要是渐进式的升值。”作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百三曾被评为对中国证券市场最有前瞻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觉得慢牛最合理，这是中国股市走到今天理性、现实的选择。 中国股市10多年，许多人赚过大钱，也有许多人亏得血本无归，有人于是得出结论，炒股是变相赌博，风险太大，不适合普通百姓。谢百三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股市作为高风险投资市场，全世界的股市都一样充满风险，相反由于中国股市目前还没有进行信用交易，风险相对较低。“我们反对股市狂涨。”谢百三认为，经济学一定要从宏观上来考虑，现在要以基本分析为主，因为用技术分析股市的人已经看不懂股市了。谢百三表示，5月30日以后，中国股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家不敢炒垃圾股了，调高印花税太厉害，唯一的办法就是长线投资，选蓝筹股、成长性好的白马股。他认为5月30日以来的大跌是对个股最严峻的考验，凡是没有回到5月30日以前价位的股票基本上都不是好股票。
5200点 专家教你既避风险又赚钱
在上市公司中期报表捷报频传之时，上证指数一路上攻，直上5000点。5200点高位，是继续上攻，还是掉头下调？不论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心里都在打鼓。于是，看淡或看空的投资者说：具备打新股功能的债券型基金，是目前规避市场高位风险的投资首选。
甚至连一些专业的分析人士也表示，债券基金和新股申购“混搭”后的投资产品对看空的投资者来说，是获得无风险收益的好途径。一位在股市中摸爬滚打十多年的资深投资人说：以目前的发行进度推算，投资专门打新股的债券型基金，一年20%-30%的收益率不成问题。
债券型基金 收益分三档
统计债券型基金的中报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今年上半年业绩比较突出的债券类基金，其主要收入来源皆非债券。普遍都是股票价差收入高于债券差价收入，通过新股申购获得的收益是大部分债券型基金上半年收益的主要来源。
早在去年下半年就有一些债券型基金意识到在“股强债弱”的大势中，单靠债市几乎无法生存。于是华宝兴业旗下的宝康债券基金经理表示，通过对市场上各大类资产投资收益的研究分析，新股发行过程中一、二级市场的单纯套利成为风险调整后收益最高的大类资产。
其实，债券型基金根据其投资方向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债券＋股票＋新股；第二类是债券＋新股；第三类纯做债券。业绩表现基本上也是从第一类到第三类逐一递减。
长盛中信全债、银河银联收益、嘉实债券、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等业绩表现出色，在晨星评级中位次居前的债券型基金，其基金合同中对股票投资比例的限制都相对宽松，参与新股申购、二级市场买卖的程度相对较深。
比如长盛中信全债基金上半年净值增长率为21.31%，期末股票投资市值占基金资产总值比例为10.91%；银河收益基金净值增长率达到25.24%的同时，股票占比也达16.17%。这两只基金都是既可以打新股，又可以买股票的债券型基金。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基金单纯参与新股申购套利，上半年增长10.22%。同时，公司预计，下半年新股发行速度仍将维持偏快的格局，尤其是大盘股的发行有望继续为新股申购业务带来较好的回报。中信稳定双利基金的收益虽然不及一、二级市场同时出击的基金那般可观，但贵在稳定二字。
打新容易炒股难
基金半年报中，众多基金经理坦言，短期调整压力加大，对后市持相对谨慎态度；并且认为后市将出现震荡的走势。而纵观各类机构策略报告，谨慎乐观、风险加大等字眼也频频出现。
面对日益加大的二级市场风险，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王群航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单纯参与一级市场打新的债券型基金，而非同时参与二级市场股票投资的债券型基金。
上半年实现25.24%净值增长率的银河收益基金，其股票投资比例为0%至30%，而且除了参与打新股外，股票投资方面还主动配置了消费品和服务业，降低了制造业，仓位水平在季末下调。
但“炒股”毕竟不是债券型基金的专长，加大股票配置比例的同时，也给本应稳定的基金增添了额外的风险。银河收益基金半年报中基金经理表示，报告期内股票操作方面明显失误有三：一是银行地产比例极低，二是仓位水平过高，三是持股集中度提高，从而导致基金净值出现大幅波动。
纯债券基金忙转型
日前，债券基金内部由中短债基金向能够打新股的普通债券基金转型的消息频频传出。
南方基金公布了旗下南方多利中短债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标志着国内首例中短债基金转型成功。转型后的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基金不直接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但可以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并持有因在一级市场申购所形成的股票以及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
同时，诺安中短债基金正式获得证监会批准，转型为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基金。转型后，诺安优化收益基金可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持有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以及股票派发或可分离交易可转债中分离交易的权证等资产，但非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投资比例合计不超过基金资产的20%。但诺安优化收益基金不得通过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或权证。
另外，国泰金龙系列的债券基金也在蠢蠢欲动，它是一只主做债券的基金，参与新股申购也仅限于参与网上申购，且新股必须在上市首日卖出。现在该基金认为上述策略影响了基金的收益增长，于八月底发布了拟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拟审议修改该基金《基金合同》中“新股申购策略”、“业绩比较基准”、“投资组合比例限制”和“投资范围”的规定。
与上述几只基金抱有相同想法的债券型基金还有不少。本来中短债基金在我国债券基金市场中就处于弱市，转型为更具生命力的打新股产品，或许是其获得重生的一个好机会
甚至连一些专业的分析人士也表示，债券基金和新股申购“混搭”后的投资产品对看空的投资者来说，是获得无风险收益的好途径。一位在股市中摸爬滚打十多年的资深投资人说：以目前的发行进度推算，投资专门打新股的债券型基金，一年20%-30%的收益率不成问题。
债券型基金 收益分三档
统计债券型基金的中报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今年上半年业绩比较突出的债券类基金，其主要收入来源皆非债券。普遍都是股票价差收入高于债券差价收入，通过新股申购获得的收益是大部分债券型基金上半年收益的主要来源。
早在去年下半年就有一些债券型基金意识到在“股强债弱”的大势中，单靠债市几乎无法生存。于是华宝兴业旗下的宝康债券基金经理表示，通过对市场上各大类资产投资收益的研究分析，新股发行过程中一、二级市场的单纯套利成为风险调整后收益最高的大类资产。
其实，债券型基金根据其投资方向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债券＋股票＋新股；第二类是债券＋新股；第三类纯做债券。业绩表现基本上也是从第一类到第三类逐一递减。
长盛中信全债、银河银联收益、嘉实债券、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等业绩表现出色，在晨星评级中位次居前的债券型基金，其基金合同中对股票投资比例的限制都相对宽松，参与新股申购、二级市场买卖的程度相对较深。
比如长盛中信全债基金上半年净值增长率为21.31%，期末股票投资市值占基金资产总值比例为10.91%；银河收益基金净值增长率达到25.24%的同时，股票占比也达16.17%。这两只基金都是既可以打新股，又可以买股票的债券型基金。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基金单纯参与新股申购套利，上半年增长10.22%。同时，公司预计，下半年新股发行速度仍将维持偏快的格局，尤其是大盘股的发行有望继续为新股申购业务带来较好的回报。中信稳定双利基金的收益虽然不及一、二级市场同时出击的基金那般可观，但贵在稳定二字。
打新容易炒股难
基金半年报中，众多基金经理坦言，短期调整压力加大，对后市持相对谨慎态度；并且认为后市将出现震荡的走势。而纵观各类机构策略报告，谨慎乐观、风险加大等字眼也频频出现。
面对日益加大的二级市场风险，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王群航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单纯参与一级市场打新的债券型基金，而非同时参与二级市场股票投资的债券型基金。
上半年实现25.24%净值增长率的银河收益基金，其股票投资比例为0%至30%，而且除了参与打新股外，股票投资方面还主动配置了消费品和服务业，降低了制造业，仓位水平在季末下调。
但“炒股”毕竟不是债券型基金的专长，加大股票配置比例的同时，也给本应稳定的基金增添了额外的风险。银河收益基金半年报中基金经理表示，报告期内股票操作方面明显失误有三：一是银行地产比例极低，二是仓位水平过高，三是持股集中度提高，从而导致基金净值出现大幅波动。
纯债券基金忙转型
日前，债券基金内部由中短债基金向能够打新股的普通债券基金转型的消息频频传出。
南方基金公布了旗下南方多利中短债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标志着国内首例中短债基金转型成功。转型后的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基金不直接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但可以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并持有因在一级市场申购所形成的股票以及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
同时，诺安中短债基金正式获得证监会批准，转型为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基金。转型后，诺安优化收益基金可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持有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以及股票派发或可分离交易可转债中分离交易的权证等资产，但非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投资比例合计不超过基金资产的20%。但诺安优化收益基金不得通过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或权证。
另外，国泰金龙系列的债券基金也在蠢蠢欲动，它是一只主做债券的基金，参与新股申购也仅限于参与网上申购，且新股必须在上市首日卖出。现在该基金认为上述策略影响了基金的收益增长，于八月底发布了拟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拟审议修改该基金《基金合同》中“新股申购策略”、“业绩比较基准”、“投资组合比例限制”和“投资范围”的规定。
与上述几只基金抱有相同想法的债券型基金还有不少。本来中短债基金在我国债券基金市场中就处于弱市，转型为更具生命力的打新股产品，或许是其获得重生的一个好机会
A股投资也应融入时尚理念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资本的时代，也是中国的投资者从本土走向全球市场投资的时代。近期筹划推出的“港股直通车”，第一次让我们的投资者从一个本土的投资者有机会成为一个世界投资者，期间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对于中国小到居民的理财、企业的投资，大到整个金融市场结构的转型都有非常大的意义。
资产重估将波及全球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居民投资意识的全球化，中国资产价格的重估，可能会出现一个从中国内地到香港以及到海外相关市场的逐步推进的趋势。
2006年以来中国股市的牛市，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扬，都是对国内资产价格的一个重估过程，目前这个重估过程基本上矫正了国内资产过低的局面。
资产价格重估也会扩散到更远的地方。全世界很多资本市场上都有以中国业务为主的上市公司，比如一个在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以锆为主业，市盈率只有5倍，于是可以组织一个私募基金，把这些低估的与中国概念相关的资产收购，转手卖给一些市盈率40倍或50倍的上市公司，这样就会将重新估值的浪潮扩散到澳大利亚或者更远的地方。
在资产重估的波浪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不仅会出现价格的提升，往往还伴随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引发中国的投资者关于投资理念的又一次革命。
如果说第一次观念的革命是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对价值投资理念的认同，以及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崛起的话，第二次革命就是以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开放为契机，在中国的价值投资理念中，加入全球化的元素。这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同样一个公司具有怎样的价值，应该怎样定价。
举一个例子，中石化在香港的股价有一段时间低至6港元，国内投资者会认为这是值得投资的，但是具有全球配置资产空间的海外机构投资者却不这样想，他们把中石化与其他同一行业的石化企业的估值进行比较，如果其他的公司都是6、7倍市盈率，这个公司是10、11倍，他们就会减持。
A股离价值投资有一定距离
证券市场主流的投资理念有两种：一个是以巴菲特为代表的价值投资，另外一个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动量投资。在股市过了5000点之后，在5000点上的投资更加注重的应该是市场的趋势和动量，动量是什么？就是市场所形成的共识，以及市场自己往前推进自我强化的一个趋势。如果动量一直存在，就一直有上升的趋势，但这离价值投资有一定距离。
投资始终还是要回到最为基本的上市企业盈利能力上来。二季度上市公司业绩的增长，也是推动市场上扬和信心增强的重要力量。现在市场的估值水平，已经基本体现了2007年利润的超额增长，下一步走势的关键是，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否可持续，目前盈利的质量如何。
从目前的初步统计看，二季度70%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中，大概16%-17%的盈利来自于交叉持股带来的收益，20％来自于会计制度变革和税收变动带来的好处。另外还有一部分的利润是来自于价格的上升，这种上升带有很强的周期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在质量和技术上有实质性改进。只是原有的库存因为通货膨胀压力导致价格上升。因企业的技术进步而带来基本面的盈利改进，笔者认为只比GDP的增长高一点。
那么，盈利是可持续的吗？这一点还需要观察，如果可持续，目前的市场点位没有很大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股权分置改革，很多公司出现了股权激励，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利润增长不可持续，市场则面临一个深度调整的可能。
在目前的市场估值情况下，不少私募基金已经变得很谨慎，但从总体意义上来说，公募基金还很乐观，其中有主动乐观，也有被动乐观的。部分基金本来减持了，但是大量新的申购促使基金不得不加大持股。这种不断涌入到基金的资金很可能成为推动市场调整的导火索。
如果借鉴一下海外经验，就会发现公募基金的乐观并非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如果总结此次美国次贷风波，从投资角度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训，就是全球大型的对冲基金经过了自己内部的评估，以及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都共同持有一些3A级2A级的证券，在市场平稳时期，它们的收益率很高。
但是直到真正有投资者因为上游房地产市场价格下滑，要赎回的时候，才忽然发现这些原来评级很好的蓝筹证券已经没有人接盘。在次贷风波爆发之前的7月份，高盛旗下的阿尔发基金一度是国际资产管理界的神话，年化回报超过100%，时间持续了好几年，但危机爆发后要赎回1亿美元的时候，发现当天市值缩水幅度很大。
现在对于A股的基金应该存在这样一种担忧。现在大家一发基金，90亿、100亿或者更多，成立之后按契约规定一个月之内完成建仓。对于这些基金来说，无论是大盘还是小盘，都集中持有200只左右的股票，并不断把蓝筹股推高，如果市场出现调整，加上流动性管理不好，很可能会出现第一只不得不暂停赎回的开放式基金。
资产重估将波及全球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居民投资意识的全球化，中国资产价格的重估，可能会出现一个从中国内地到香港以及到海外相关市场的逐步推进的趋势。
2006年以来中国股市的牛市，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扬，都是对国内资产价格的一个重估过程，目前这个重估过程基本上矫正了国内资产过低的局面。
资产价格重估也会扩散到更远的地方。全世界很多资本市场上都有以中国业务为主的上市公司，比如一个在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以锆为主业，市盈率只有5倍，于是可以组织一个私募基金，把这些低估的与中国概念相关的资产收购，转手卖给一些市盈率40倍或50倍的上市公司，这样就会将重新估值的浪潮扩散到澳大利亚或者更远的地方。
在资产重估的波浪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不仅会出现价格的提升，往往还伴随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引发中国的投资者关于投资理念的又一次革命。
如果说第一次观念的革命是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对价值投资理念的认同，以及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崛起的话，第二次革命就是以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开放为契机，在中国的价值投资理念中，加入全球化的元素。这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同样一个公司具有怎样的价值，应该怎样定价。
举一个例子，中石化在香港的股价有一段时间低至6港元，国内投资者会认为这是值得投资的，但是具有全球配置资产空间的海外机构投资者却不这样想，他们把中石化与其他同一行业的石化企业的估值进行比较，如果其他的公司都是6、7倍市盈率，这个公司是10、11倍，他们就会减持。
A股离价值投资有一定距离
证券市场主流的投资理念有两种：一个是以巴菲特为代表的价值投资，另外一个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动量投资。在股市过了5000点之后，在5000点上的投资更加注重的应该是市场的趋势和动量，动量是什么？就是市场所形成的共识，以及市场自己往前推进自我强化的一个趋势。如果动量一直存在，就一直有上升的趋势，但这离价值投资有一定距离。
投资始终还是要回到最为基本的上市企业盈利能力上来。二季度上市公司业绩的增长，也是推动市场上扬和信心增强的重要力量。现在市场的估值水平，已经基本体现了2007年利润的超额增长，下一步走势的关键是，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否可持续，目前盈利的质量如何。
从目前的初步统计看，二季度70%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中，大概16%-17%的盈利来自于交叉持股带来的收益，20％来自于会计制度变革和税收变动带来的好处。另外还有一部分的利润是来自于价格的上升，这种上升带有很强的周期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在质量和技术上有实质性改进。只是原有的库存因为通货膨胀压力导致价格上升。因企业的技术进步而带来基本面的盈利改进，笔者认为只比GDP的增长高一点。
那么，盈利是可持续的吗？这一点还需要观察，如果可持续，目前的市场点位没有很大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股权分置改革，很多公司出现了股权激励，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利润增长不可持续，市场则面临一个深度调整的可能。
在目前的市场估值情况下，不少私募基金已经变得很谨慎，但从总体意义上来说，公募基金还很乐观，其中有主动乐观，也有被动乐观的。部分基金本来减持了，但是大量新的申购促使基金不得不加大持股。这种不断涌入到基金的资金很可能成为推动市场调整的导火索。
如果借鉴一下海外经验，就会发现公募基金的乐观并非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如果总结此次美国次贷风波，从投资角度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训，就是全球大型的对冲基金经过了自己内部的评估，以及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都共同持有一些3A级2A级的证券，在市场平稳时期，它们的收益率很高。
但是直到真正有投资者因为上游房地产市场价格下滑，要赎回的时候，才忽然发现这些原来评级很好的蓝筹证券已经没有人接盘。在次贷风波爆发之前的7月份，高盛旗下的阿尔发基金一度是国际资产管理界的神话，年化回报超过100%，时间持续了好几年，但危机爆发后要赎回1亿美元的时候，发现当天市值缩水幅度很大。
现在对于A股的基金应该存在这样一种担忧。现在大家一发基金，90亿、100亿或者更多，成立之后按契约规定一个月之内完成建仓。对于这些基金来说，无论是大盘还是小盘，都集中持有200只左右的股票，并不断把蓝筹股推高，如果市场出现调整，加上流动性管理不好，很可能会出现第一只不得不暂停赎回的开放式基金。
2007年9月3日星期一
何志成：人民币购买力降低与投资外汇机会
当我们向国人介绍新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加强以及国内通货膨胀可能蔓延之时，想遍几乎所有的投资产品，投资市场，恐怕也不会想到投资国际外汇市场的机会。这个原因似乎非常简单：人民币是升值货币，为什么要把它兑换成外汇呢！
因此，我们思考问题就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回答人民币是否真是升值货币；二是事实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负利率环境；三是投资外汇市场与回避系统性风险。
一、人民币是否真是升值货币
人民币是否真是升值货币？回答这个问题既复杂也容易。因为人民币是被“管制”的货币，所以它的(国际市场)价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我们感受到的(国内)购买力却是真实的。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是被严重低估的，倘若人民币可以自由出入境，并在全球外汇市场上自由浮动，其兑美元的价格会升值20%，甚至更多。其实，人民币自由出境后的结果可能恰恰相反，解除管制后的人民币可能大幅度贬值。由于中国严格地控制着资本账户，人民币不能自由出入境，因此，人民币与世界各主要货币的“公允”价值区间在那，无法由(国际)市场决定，也就无从证明。真实的情况是：人民币在2年的时间内已经(兑美元)升值了10%左右，而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却贬值了5%以上，如果以房产来衡量，则贬值了50%左右。另外，除了兑美元以外，人民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对欧系货币贬值了3%，对商品货币(澳元，加元)贬值了5%左右。另外，由于全球基础原料大涨，而这又是中国进口的大项。因此，无论是从国内购买力衡量，还是从对世界大宗商品的采购价格观察，人民币都不是升值货币。正确地说，人民币实际是在贬值，只是因为美元也是贬值货币，而人民币与美元依然是“半自由浮动”，由于人民币对美元在缓慢升值，国际舆论又在压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我们才有了这样的错觉：人民币在升值，人民币还会大幅度升值。
显然，问题的关键点是：人民币被管制，无法与国际货币进行真实的比较。
但现在，大陆居民可以投资港股了，这个新政策的实施意味着，今后人民币可以自由出境，兑换国际货币更容易了，而资本账户的管制肯定会进一步开放，直至完全取消。
根据国家最新规定，个人投资者虽然最初只能投资于香港证券，但范围可能很快就会扩大——由港股扩大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股票，由股票市场扩大到全球主要的虚拟金融市场，包括外汇市场。这个“自由”的力量有多大？据摩根大通最保守的估计，明年中国至少有1000亿美元会出境，而在3年之内，流出量将达到5000亿美元。当人民币可以从天津(最初的开放地)流向世界时，广州，上海，大连、青岛，包括北京为什么就不行呢。从理论上讲，当国内的人民币资金可以自由兑换成外汇再涌入全球市场时，很快将使所谓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转换成人民币贬值的事实。而这会逼迫中国政府立刻作出选择，或是让人民币汇率立刻自由浮动，或是关启已经放开的人民币自由出入境大门。而无论情况向什么方向发展，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不可能大幅度升值是肯定的，因为人民币的流动性泛滥最严重！劳动力成本与国际市场的差距也最大！一旦完全开放，国内工资，物价与世界各国迅速接轨，对人民币将构成长期贬值压力。
二、事实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负利率环境
货币贬值或通货膨胀预期上升时必须适时提高存款利率，这既是央行对抗通货膨胀的武器(职责)，也是对存款者的补偿。这个基本的货币政策常识，在中国可能无法执行。
由于中国货币紧缩进程较全球主要国家要晚，因此当人家的经济出现拐点时，我们还在高歌猛进——GDP和CPI都在高位。中国央行四次加息虽然缩小了静态的“负利率”，但动态的“负利率”可能还在扩大，如果CPI不在8月出现回落的话，此次加息将起不到缩小实际负利率的作用。从趋势上看，CPI在7-12月都是逐步攀高的，缓慢加息，不可能使通货膨胀控制在6%以内。我甚至可以预期，这种追着通货膨胀走的加息方式可能还在加剧通货膨胀预期。我测算，如果加息幅度赶在通货膨胀前面，必须至少再加6次左右，而我们货币政策的一个难点就是，必须保持与美国的适度利差，而且利差最好在2%以上。因为，极小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将使热钱回流中国，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预期继续高涨，而在全球市场风险投资热度大幅度降低之后，投机性的国际炒家可能向中国市场大规模转移，进一步炒高中国的A股和房地产价格。我们看到，市场已经基本给出了答案：未来人民币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很难超过4%，除非是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CPI是5.6%，而临国日本的CPI却是零，人民币的利率必须继续提高，而日本的利率却很可能不动——现在是0.5%。这必然加大中日两国的利差，使中国市场成为日元息差交易的又一个“宣泄地”——日元息差交易的大平仓才是近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之一。如果这样的情形出现，大涨后的大落，以及人民币从升值预期向贬值现实的转化可能随时发生。
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负利率的大环境在非常长的时间内无法改变，不仅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存款是长期贬值的，而且未来金融危机——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危险——的根源就是负利率。
从储蓄者或投资者的角度思考，应对人民币实际购买力贬值以及储蓄实际利率为负的最佳办法是：加大风险投资的比重。现代金融市场的经验已经证明：低利率会鼓励风险投资偏好，而长期的负利率等于是逼迫投资者选择高风险投资。而投资的高风险未必等于高收益，特别是这个所谓的高风险已经置于“系统性”，“全局性”的风险环境之下时。中国的现实情况是：高风险的投资市场只有股市、房市，所有的 “过剩流动性”都集中在这样两个市场，当CPI“领先”时，股市和房市就越来越热。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在时，国际热钱都涌进中国股市、房市，将这个风险越来越大的泡沫吹的极大。一旦人民币“升值”趋势逆转，国际热钱开始大规模撤退，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开始大幅度回落，象美国次级债危机那样的泡沫连续破灭之情形在中国上演也就不奇怪了。
三、国际外汇市场是回避系统性风险的最佳选择
因此，无论是从分散投资的角度，还是从回避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我们都应该适度调整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的比例。
但是，所谓投资国际外汇市场并不等同于将人民币兑换成外汇。
当我们选择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时首先思考的是寻找一个能够长期升值的国际货币。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货币基本找不到。由于所有的自由兑换货币都处在“成熟”阶段，它们之间的“公允”价值完全由或基本由市场决定，因此，我们很难找到未来几年肯定大幅度升值或一定大幅度贬值的货币。比如美元，虽然它的贬值趋势是最明显的，但是，它已经对几乎所有货币(日元除外)都贬值了30——50%，而它的对手货币大都也有较高风险，再买非美货币未必是最佳选择。我们再看欧元。这是一个新兴的货币，也是美元的主要对手(货币)。在人类历史上，欧元的确是创举，但(欧元区)12个国家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劳工政策上统统发出一个声音是人类的想象力所不能力及的。而且，这么多国家的政治家和金融家很难不出现不协之音，甚至会出现搅局之音。这种政治的不确定性是杀伤力极大的。我们知道，强势货币的最基础条件之一是政治稳定，必须保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劳工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这种统一的连续性在一个国家的不同部门尚且难以协调，在12个甚至20多个国家的联盟中当然更难协调。我认为，在未来几年中欧元区没有这样的政治能力，并且，随着欧元区版图的扩大，其分歧的程度可能越大。由于难以做到政治统一，欧元走软的可能性就很大，特别是在它大涨了50%的时候。欧元如是，商品货币也如是，大涨了多少年也要调整了。
幸好，外汇市场不是只能买涨才赚钱的，卖空也能赚钱，因此它没有所谓牛市和熊市。 另外，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已经超过了3万亿(美元)，而市场上的货币对只有几个(最多十几个)。在每个货币对上天天买卖的资金进出量有几千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全部股票交易量的十几倍。这样的市场虽然也有庄家，但任何庄家都不敢任意胡为。
在外汇市场上，也有大涨大跌，但系统性风险基本没有——任何货币的波动都有限度——不会出现股票市场那样的巨幅贬值，而且(适度)波动率与投资机会恰好并存。我们可以通过“鸡尾酒式”的投资方式达到既保值又赚钱的目的。所谓“鸡尾酒式”的投资方式就是：选择一种或两种汇率长期稳定的大国货币做(主要的酒)投资主选货币，同时选择一些汇率变化非常敏感的货币作为“炒做”货币，经常调整。涨高了，就卖，没涨多少的，就可以加到“鸡尾酒式”的投资篮子中。鸡尾酒就是不长久，需要经常调换，包括投资主选货币的调换。比如最近，我们就可以选择美元和日元作为主选货币，因为它们已经跌的很多。而在小货币中我们可以选择卖出澳元与买入加元对冲。同时等待欧元、英镑回调到比较低的价位再买入。通过投资组合的变化我们可以回避一种货币价值减少时的损失，同时因为另一种货币的价值增加，使我们总的财富量增加。
因此，我们思考问题就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回答人民币是否真是升值货币；二是事实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负利率环境；三是投资外汇市场与回避系统性风险。
一、人民币是否真是升值货币
人民币是否真是升值货币？回答这个问题既复杂也容易。因为人民币是被“管制”的货币，所以它的(国际市场)价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我们感受到的(国内)购买力却是真实的。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是被严重低估的，倘若人民币可以自由出入境，并在全球外汇市场上自由浮动，其兑美元的价格会升值20%，甚至更多。其实，人民币自由出境后的结果可能恰恰相反，解除管制后的人民币可能大幅度贬值。由于中国严格地控制着资本账户，人民币不能自由出入境，因此，人民币与世界各主要货币的“公允”价值区间在那，无法由(国际)市场决定，也就无从证明。真实的情况是：人民币在2年的时间内已经(兑美元)升值了10%左右，而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却贬值了5%以上，如果以房产来衡量，则贬值了50%左右。另外，除了兑美元以外，人民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对欧系货币贬值了3%，对商品货币(澳元，加元)贬值了5%左右。另外，由于全球基础原料大涨，而这又是中国进口的大项。因此，无论是从国内购买力衡量，还是从对世界大宗商品的采购价格观察，人民币都不是升值货币。正确地说，人民币实际是在贬值，只是因为美元也是贬值货币，而人民币与美元依然是“半自由浮动”，由于人民币对美元在缓慢升值，国际舆论又在压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我们才有了这样的错觉：人民币在升值，人民币还会大幅度升值。
显然，问题的关键点是：人民币被管制，无法与国际货币进行真实的比较。
但现在，大陆居民可以投资港股了，这个新政策的实施意味着，今后人民币可以自由出境，兑换国际货币更容易了，而资本账户的管制肯定会进一步开放，直至完全取消。
根据国家最新规定，个人投资者虽然最初只能投资于香港证券，但范围可能很快就会扩大——由港股扩大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股票，由股票市场扩大到全球主要的虚拟金融市场，包括外汇市场。这个“自由”的力量有多大？据摩根大通最保守的估计，明年中国至少有1000亿美元会出境，而在3年之内，流出量将达到5000亿美元。当人民币可以从天津(最初的开放地)流向世界时，广州，上海，大连、青岛，包括北京为什么就不行呢。从理论上讲，当国内的人民币资金可以自由兑换成外汇再涌入全球市场时，很快将使所谓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转换成人民币贬值的事实。而这会逼迫中国政府立刻作出选择，或是让人民币汇率立刻自由浮动，或是关启已经放开的人民币自由出入境大门。而无论情况向什么方向发展，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不可能大幅度升值是肯定的，因为人民币的流动性泛滥最严重！劳动力成本与国际市场的差距也最大！一旦完全开放，国内工资，物价与世界各国迅速接轨，对人民币将构成长期贬值压力。
二、事实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负利率环境
货币贬值或通货膨胀预期上升时必须适时提高存款利率，这既是央行对抗通货膨胀的武器(职责)，也是对存款者的补偿。这个基本的货币政策常识，在中国可能无法执行。
由于中国货币紧缩进程较全球主要国家要晚，因此当人家的经济出现拐点时，我们还在高歌猛进——GDP和CPI都在高位。中国央行四次加息虽然缩小了静态的“负利率”，但动态的“负利率”可能还在扩大，如果CPI不在8月出现回落的话，此次加息将起不到缩小实际负利率的作用。从趋势上看，CPI在7-12月都是逐步攀高的，缓慢加息，不可能使通货膨胀控制在6%以内。我甚至可以预期，这种追着通货膨胀走的加息方式可能还在加剧通货膨胀预期。我测算，如果加息幅度赶在通货膨胀前面，必须至少再加6次左右，而我们货币政策的一个难点就是，必须保持与美国的适度利差，而且利差最好在2%以上。因为，极小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将使热钱回流中国，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预期继续高涨，而在全球市场风险投资热度大幅度降低之后，投机性的国际炒家可能向中国市场大规模转移，进一步炒高中国的A股和房地产价格。我们看到，市场已经基本给出了答案：未来人民币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很难超过4%，除非是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CPI是5.6%，而临国日本的CPI却是零，人民币的利率必须继续提高，而日本的利率却很可能不动——现在是0.5%。这必然加大中日两国的利差，使中国市场成为日元息差交易的又一个“宣泄地”——日元息差交易的大平仓才是近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之一。如果这样的情形出现，大涨后的大落，以及人民币从升值预期向贬值现实的转化可能随时发生。
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负利率的大环境在非常长的时间内无法改变，不仅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存款是长期贬值的，而且未来金融危机——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危险——的根源就是负利率。
从储蓄者或投资者的角度思考，应对人民币实际购买力贬值以及储蓄实际利率为负的最佳办法是：加大风险投资的比重。现代金融市场的经验已经证明：低利率会鼓励风险投资偏好，而长期的负利率等于是逼迫投资者选择高风险投资。而投资的高风险未必等于高收益，特别是这个所谓的高风险已经置于“系统性”，“全局性”的风险环境之下时。中国的现实情况是：高风险的投资市场只有股市、房市，所有的 “过剩流动性”都集中在这样两个市场，当CPI“领先”时，股市和房市就越来越热。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在时，国际热钱都涌进中国股市、房市，将这个风险越来越大的泡沫吹的极大。一旦人民币“升值”趋势逆转，国际热钱开始大规模撤退，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开始大幅度回落，象美国次级债危机那样的泡沫连续破灭之情形在中国上演也就不奇怪了。
三、国际外汇市场是回避系统性风险的最佳选择
因此，无论是从分散投资的角度，还是从回避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我们都应该适度调整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的比例。
但是，所谓投资国际外汇市场并不等同于将人民币兑换成外汇。
当我们选择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时首先思考的是寻找一个能够长期升值的国际货币。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货币基本找不到。由于所有的自由兑换货币都处在“成熟”阶段，它们之间的“公允”价值完全由或基本由市场决定，因此，我们很难找到未来几年肯定大幅度升值或一定大幅度贬值的货币。比如美元，虽然它的贬值趋势是最明显的，但是，它已经对几乎所有货币(日元除外)都贬值了30——50%，而它的对手货币大都也有较高风险，再买非美货币未必是最佳选择。我们再看欧元。这是一个新兴的货币，也是美元的主要对手(货币)。在人类历史上，欧元的确是创举，但(欧元区)12个国家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劳工政策上统统发出一个声音是人类的想象力所不能力及的。而且，这么多国家的政治家和金融家很难不出现不协之音，甚至会出现搅局之音。这种政治的不确定性是杀伤力极大的。我们知道，强势货币的最基础条件之一是政治稳定，必须保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劳工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这种统一的连续性在一个国家的不同部门尚且难以协调，在12个甚至20多个国家的联盟中当然更难协调。我认为，在未来几年中欧元区没有这样的政治能力，并且，随着欧元区版图的扩大，其分歧的程度可能越大。由于难以做到政治统一，欧元走软的可能性就很大，特别是在它大涨了50%的时候。欧元如是，商品货币也如是，大涨了多少年也要调整了。
幸好，外汇市场不是只能买涨才赚钱的，卖空也能赚钱，因此它没有所谓牛市和熊市。 另外，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已经超过了3万亿(美元)，而市场上的货币对只有几个(最多十几个)。在每个货币对上天天买卖的资金进出量有几千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全部股票交易量的十几倍。这样的市场虽然也有庄家，但任何庄家都不敢任意胡为。
在外汇市场上，也有大涨大跌，但系统性风险基本没有——任何货币的波动都有限度——不会出现股票市场那样的巨幅贬值，而且(适度)波动率与投资机会恰好并存。我们可以通过“鸡尾酒式”的投资方式达到既保值又赚钱的目的。所谓“鸡尾酒式”的投资方式就是：选择一种或两种汇率长期稳定的大国货币做(主要的酒)投资主选货币，同时选择一些汇率变化非常敏感的货币作为“炒做”货币，经常调整。涨高了，就卖，没涨多少的，就可以加到“鸡尾酒式”的投资篮子中。鸡尾酒就是不长久，需要经常调换，包括投资主选货币的调换。比如最近，我们就可以选择美元和日元作为主选货币，因为它们已经跌的很多。而在小货币中我们可以选择卖出澳元与买入加元对冲。同时等待欧元、英镑回调到比较低的价位再买入。通过投资组合的变化我们可以回避一种货币价值减少时的损失，同时因为另一种货币的价值增加，使我们总的财富量增加。
2007年9月1日星期六
上市公司半年报利润增长近八成
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昨日结束，除*ST兰宝（000631）外的1503家上市公司如期披露了2007年中期报告。据天相投资顾
问公司提供的数据，上述公司创造的净利润达到3262亿元，其中可比的1364家公司净利润合计1896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79.12%。
但全部1503家上市公司的投资净收益达到1157亿元，占到利润总额的24.15%，剔除金融业后，投资净收益合计393
亿元，占利润总额的比例仍达到14.02%。
七成公司业绩增长
上市公司的利润从2006年以来开始强劲增长，2007年中报业绩增长幅度出现了A股历史少有的大幅增加。
从盈利增加的公司数量来看，A股公司中报盈利增加的公司达到1106家，占到总数的73.59%，盈利的公司占总数的
比例达到86.16%。
如果从每股指标来看，在剔除2006年中期以后上市的公司后，2007年中期每股平均收益为0.2230元，2006年中期
每股收益为0.1361元，2007年中期同比增长了63.85%。前后总股本的变化是导致这一数据与净利润同比增幅不一致的
原因。
基金和券商报告认为，上述业绩增加收益与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如果细究，各国行业业绩增长的动因不尽一
致。家电、化纤和民航是上半年业绩增长最快的三类行业，这三类行业均受益于行业的回暖，其中民航上半年尚受惠
于油价和人民币升值因素，而家电行业的复苏则受惠于白电市场的扩大，一些基金经理认为，随着农村市场的扩大，
白电等耐用消费品的业绩将有良好表现。
证券行业则直接受益于A股交投的上升，业绩间接受到A股上升影响的还有大量投资A股的保险公司。有色金属公司
则受到国际金属期货价格暴涨的影响。
投资收益占比高
与往年相比，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股权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在1503家公司中，股权投资的净收益达到1157亿元，在净利润中占比达到24.15%，如果剔除金融企业，这一比重
为14.02%。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说，股权投资收益多数来自早先的法人股投资等。
从全部可比的上市公司看，2006年中报的投资收益为143.17亿元，2007年中期上升至430.64亿元，同比增长
200.8%。
部分分析师称，这一结构可能在市场下跌时造成风险。市场下跌将迅速挤压这一部分的收益，可能出现股价下跌
，市盈率却难以回落的现象。
长城证券研究所所长向威达认为，由于2007年市场大幅上升，这一部分收益所占的比例比往年要高，如果是个别
公司股权投资收益占利润比重过高，可能蕴含风险。但从目前的整体比例看，14%的比例尚不至于造成很大的问题。
金融股现交叉投资
金融业上市公司的投资出现了类似2006年下半年出现在机械行业中的一幕。2006年三一重工(52.21,0.51,0.99%)
大举在二级市场上投资同行业的山推股份(20.54,-0.41,-1.96%)、柳工(37.00,0.80,2.21%)等企业。
据wind资讯此前的统计数据，保险资金的重仓投资品种中，金融股占60%以上，目前保险资金从半年报中反映出来
的A股投资规模已经超过600亿。
典型的例子保险资金对中国人寿(56.32,0.31,0.55%)和中国平安(102.10,1.20,1.19%)的投资，两公司在二级市场
的股票投资均持有对方的股票。从报表来看，中国平安在二级市场持有的最大一只股票是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在二级
市场持有的最大一只股票也是中国平安。
对于中国人寿来说，投资于中信证券(88.99,-5.28,-5.60%)的收益也是业绩增长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股权收益结构也受到部分分析师的质疑。但向威达认为，这种投资方法也很容易被理解，在选择筹码相对
有限的时候，投资自己最熟悉的行业品种，对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来说不失为一种策略。在牛市环境下，这种方式并
不会出现问题。
行业与板块分化较大
部分行业净利的高增长相对的是，也有一些行业增长相对缓慢或出现同比负增长。
据天相投资数据，通信行业45家上市公司的税后利润同比增幅为-23.57%，而农业板块的48家上市公司同比业绩增
长为-35.44%。
而铁路运输等行业税后利润增幅也仅有6.17%，另外前几月受到市场追捧的煤炭行业，23家公司税后利润平均增长
23.55%，较家电等大幅增长的公司大为逊色。
中小板公司的业绩表现或更为真实，数据显示，164家中小板上市公司上半年平均实现净利润3682万元，同比增长
32.25%（并非同期可比公司的利润总额比较）。
中小板公司的业绩增长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净利润的增幅与主营收入的增幅非常接近，非经常性损益所占比例
很低，投资收益贡献的利润仅占2.5%，营业外收支贡献的利润仅占3.8%，这一业绩更切合公司基本面情况。
问公司提供的数据，上述公司创造的净利润达到3262亿元，其中可比的1364家公司净利润合计1896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79.12%。
但全部1503家上市公司的投资净收益达到1157亿元，占到利润总额的24.15%，剔除金融业后，投资净收益合计393
亿元，占利润总额的比例仍达到14.02%。
七成公司业绩增长
上市公司的利润从2006年以来开始强劲增长，2007年中报业绩增长幅度出现了A股历史少有的大幅增加。
从盈利增加的公司数量来看，A股公司中报盈利增加的公司达到1106家，占到总数的73.59%，盈利的公司占总数的
比例达到86.16%。
如果从每股指标来看，在剔除2006年中期以后上市的公司后，2007年中期每股平均收益为0.2230元，2006年中期
每股收益为0.1361元，2007年中期同比增长了63.85%。前后总股本的变化是导致这一数据与净利润同比增幅不一致的
原因。
基金和券商报告认为，上述业绩增加收益与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如果细究，各国行业业绩增长的动因不尽一
致。家电、化纤和民航是上半年业绩增长最快的三类行业，这三类行业均受益于行业的回暖，其中民航上半年尚受惠
于油价和人民币升值因素，而家电行业的复苏则受惠于白电市场的扩大，一些基金经理认为，随着农村市场的扩大，
白电等耐用消费品的业绩将有良好表现。
证券行业则直接受益于A股交投的上升，业绩间接受到A股上升影响的还有大量投资A股的保险公司。有色金属公司
则受到国际金属期货价格暴涨的影响。
投资收益占比高
与往年相比，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股权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在1503家公司中，股权投资的净收益达到1157亿元，在净利润中占比达到24.15%，如果剔除金融企业，这一比重
为14.02%。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说，股权投资收益多数来自早先的法人股投资等。
从全部可比的上市公司看，2006年中报的投资收益为143.17亿元，2007年中期上升至430.64亿元，同比增长
200.8%。
部分分析师称，这一结构可能在市场下跌时造成风险。市场下跌将迅速挤压这一部分的收益，可能出现股价下跌
，市盈率却难以回落的现象。
长城证券研究所所长向威达认为，由于2007年市场大幅上升，这一部分收益所占的比例比往年要高，如果是个别
公司股权投资收益占利润比重过高，可能蕴含风险。但从目前的整体比例看，14%的比例尚不至于造成很大的问题。
金融股现交叉投资
金融业上市公司的投资出现了类似2006年下半年出现在机械行业中的一幕。2006年三一重工(52.21,0.51,0.99%)
大举在二级市场上投资同行业的山推股份(20.54,-0.41,-1.96%)、柳工(37.00,0.80,2.21%)等企业。
据wind资讯此前的统计数据，保险资金的重仓投资品种中，金融股占60%以上，目前保险资金从半年报中反映出来
的A股投资规模已经超过600亿。
典型的例子保险资金对中国人寿(56.32,0.31,0.55%)和中国平安(102.10,1.20,1.19%)的投资，两公司在二级市场
的股票投资均持有对方的股票。从报表来看，中国平安在二级市场持有的最大一只股票是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在二级
市场持有的最大一只股票也是中国平安。
对于中国人寿来说，投资于中信证券(88.99,-5.28,-5.60%)的收益也是业绩增长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股权收益结构也受到部分分析师的质疑。但向威达认为，这种投资方法也很容易被理解，在选择筹码相对
有限的时候，投资自己最熟悉的行业品种，对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来说不失为一种策略。在牛市环境下，这种方式并
不会出现问题。
行业与板块分化较大
部分行业净利的高增长相对的是，也有一些行业增长相对缓慢或出现同比负增长。
据天相投资数据，通信行业45家上市公司的税后利润同比增幅为-23.57%，而农业板块的48家上市公司同比业绩增
长为-35.44%。
而铁路运输等行业税后利润增幅也仅有6.17%，另外前几月受到市场追捧的煤炭行业，23家公司税后利润平均增长
23.55%，较家电等大幅增长的公司大为逊色。
中小板公司的业绩表现或更为真实，数据显示，164家中小板上市公司上半年平均实现净利润3682万元，同比增长
32.25%（并非同期可比公司的利润总额比较）。
中小板公司的业绩增长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净利润的增幅与主营收入的增幅非常接近，非经常性损益所占比例
很低，投资收益贡献的利润仅占2.5%，营业外收支贡献的利润仅占3.8%，这一业绩更切合公司基本面情况。
刘纪鹏：中国股市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四大问题
中国股市从创办以来，围绕着股市发展的方法和路径之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股权分置问题，二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问题，三是政府监管问题，四是股市文化问题。实际上，18年股市的总结和反思也应主要围绕着这4个问题进行。
股权分置：不规范的毒瘤，还是成功的创举？
法人股现象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法人股的出现是在1990年前后，由于当时力主股份制理论和实践的人们尚未在“股份制等于私有化”这一重大争论中占有明显优势，因此中国早期的股份制企业只能向即使反对者也承认不是私有的法人和拥有主人公地位的内部职工进行定向募集。在维护原有国有企业存量资本不分不卖的基础上，以向社会法人广泛募集新的股份，将单一的政府独资所有转化成众多社会法人共同所有的公有股份制公司，这在改革方略上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以瓜分和出卖国有企业的“砍掉老树栽新树”的私有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通过法人股募集将国有企业改组为公有股份公司就好比“老树结新枝”，从旧体制的内部滋生出新的幼芽，让旧体制的老树滋润它成长壮大，最终老树部分自然消失。这种平缓的企业改革既能不断的革除旧体制的弊端，又能避免过激的改革措施所带来的社会震荡。同时法人股聚集的过程也是中国在企业改革上借鉴西方股份公司组织形式的过程，它将跨越任何独资形态的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所无法逾越的障碍。
由于流通是股份的天性，但流通的前提又是产权的清晰化。国有企业资产存量形成的国有股是以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两种形式存在的，国有股要流动就会产生收益或者损失。但流动后，收益归谁所有，损失由谁承担，这一切在国有产权清晰化没解决和规范的国有资产组织体系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没形成之前暂不流通是正确的。
所以，中国的股权分置符合中国渐变、稳定逐步转轨的原则。从历史上，这几种划分都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国家股、法人股的划分使得中国股市能够起步；A、B股的划分使得外资和中国股市初步接轨；流通股、非流通股的划分在当时背景下不这样做也没办法起步。所以，根据国情、借鉴规范做出这样的股权分置安排无疑是正确的。
法人股市场关闭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
如果说不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的建立是中国股份制第一个特征，那么在1992年建立法人股流通市场则是中国股份制的另一个独创。募集和流通、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一对“连体兄弟”，没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则名存实亡。这是任何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准则。遵循这一规则并赋于其公有法人股的内涵，既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资本市场，让公有资产能率先在公有制范围内流动起来的权宜之计，也是把股份制同国际规范和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资本经济的一个创举。
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1992年7月和1993年4月，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STAQ和NET两个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法人股市场先后在北京建立。
两大系统运作一年的实践表明，法人股市场具有长期投资为主，适度流通为辅，投机性小，稳定性高的特点，而且两个系统在不断规范自身的基础上，已总结出一套法人股流通的审核、挂牌、披露和监管的经验。然而，正当人们普遍看好中国法人股市场的发展前景之际，这一市场却因当时证券管理部门一些同志对此持有异议而终止了。理由只有两条：其一，法人股市场和个人股市场对立，割裂了中国证券市场，不符合国际规范。其二，法人股个人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认真分析这两条理由不难看出其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后者正好解决前者的不规范之说；而就前者来说，从未有人反对中国应该早日实现资本市场的统一，在流动优于不流动，法人股应与个人股同股同权的规范理论之下，既然深沪股市承受不了这一重压，为什么不让法人股暂时先在法人股市场里流通呢？我们没有指责A股和B股两种股份并存于一个企业之中为不规范，我们也承认一个企业的A股和H股可以在两个市场上同时流通，为什么却偏偏就不容法人股的设置和流通呢？况且法人股个人化究竟是公股私有化还是私人股社会化，是国有资产流失，还是增强了公有资产的控制能力，也不宜过早下结论。更不应根据这一过早的否定理论而停止法人股流通的试验。
政府如何监管：
牛市、熊市还是人市？
我国股市自2001年6月以来，至2005年6月，持续48个月下跌，大盘指数从2200多点下跌到998多点，市值损失约2.8万亿，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难以估量。
这一时期我们究竟出台了什么反市场规律、西方股市所没有的政策呢？
1998年至2000年，股市为国企脱困服务的定位导致的“一帮一、捆绑上市”的政策导致近150家左右的国有上市公司采用了这种上市模式，其上市质量在上市后陆续出现问题，至今仍有500多家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拖欠上市公司的上千亿资金无法归还，甚至连归还的措施和强制性的政策都没有。个别国有上市公司的老总甚至理直气壮地说：“代表国家和13亿人拖欠几千万股民的钱又怎么了？”这种错误的观点和这一时期错误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从2000年下半年起，在梁定邦顾问的建议下，通过国家股按市价减持，让股市为国家的下岗和在岗职工筹集社保资金服务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争论中探讨这一减持政策的法律依据时，梁定邦提出：大陆的国家股与香港在亚洲金融风波中为阻击金融大鳄所组织的政府资金入市形成的官股性质一样，是公共产品，因此是可以特别减持的。这种不考虑大陆和香港的实际情况以及大陆国有上市公司的国家股和港府在二级市场政府资金入市形成的官股的本质差异的错误理论最终被决策者接受并成为国家股按市价减持的法律依据。
与此同时，国内对决策者有直接影响的经济学家和有外资投行背景的研究人员也陆续在内部和公开的刊物上提出中国资本市场泡沫过多，像许小年提出的“中国股市像个巨大的‘老鼠会’”，吴敬琏提出的“连赌场都不如”等观点，担心套住国有银行的资金。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对决策者的直接影响之下，在2001年5月到7月之间，两项只有中国股市特有的政策最终被推出：其一，在2001年5月出台了按市价减持国家股的政策；其二，在2001年7月派出调查组行政追查国有银行的违规资金入市，以实现筹集社保资金和挤压股市泡沫的双重目的。而到底何为银行违规资金？究竟如何看待银行的资金通过企业流入到股市？我们至今都没有定论。但这一强烈的政策信号却导致所有获知这一消息的人纷纷逃离股市，而却苦了成千上万不知情的股民。显然这两剂猛药都是海外成熟股市所不可能发生的，这实际上是在用“休克疗法”挤压股市泡沫，结果导致股市从2001年6月的2245点跌到了2001年10月的1513点，在短短的4个月里面，大盘就下跌了近700点。中国股市正是在这些人为打压股市的政策后，走上了与国民经济蓬勃向上的势头相背离的漫漫熊途。
2001年10月，中央发现了这一问题，及时果断叫停了错误的国家股减持政策。但叫停之后怎么办？由国家股减持引发的将对股市走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全流通问题已充分暴露，人们均已看到了在增量国家股按市价减持这颗小“地雷”下面，悬挂着高达近4000亿股的存量非流通股这颗大“地雷”，并且这颗“大地雷”最终也可能按市价并轨流通。存量非流通股的解决到底是照搬照抄西方股市按市价自然并轨进入流通，还是尊重中国股市的特殊国情按净资产价适当给流通股股东以补偿之后进入流通是这一时期“海归”与“本土”人士剧烈交锋的两种主要观点。而两种观点导致的做法不同，将直接决定着股市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势。预期的不确定加上这一时期“赌场论”、“千点干净论”在股市的大辩论中对下形成了对舆论的主要导向，主流媒体的持续宣传对中国股市非市场因素的下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对上则直接影响着决策者之手，股市仍在继续下跌。
这场慢性股灾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这是伴随股权分置改革4年来，“实事求是的国情派”和“照搬照抄的规范派”两种观点一直激烈交锋的焦点。前者认为股市4年的持续下跌是不正常的，其原因在于4年前由海外人士提出的国家股按市价减持的政策所致。而后者既否认按市价减持是导致股市下跌的原因，也不承认什么叫国情，认为下跌是正常的，是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和“股市连赌场都不如”，是自然挤压泡沫的结果，只有股市达到千点才是干净的点位。显然，导致这场慢性股灾的主要原因是由2001年前后受错误的股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
股市文化：是赌场，
还是和平崛起的主战场？
中国不能没有股市，而且需要一个强大的股市为基础来重构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实现金融系统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产权制度变革的深化。因此，中国经济要保持未来实现小康社会的持续经济增长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竞争格局中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地位，资本市场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全民奔小康的主战场，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体系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股市和股票具备增值功能是和赌场最重要的区别,只有论证这一功能的存在，投资人才会摒弃撞大运，学会判断和分析做理性的投资人。当然，创造三赢局面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在真实的基础上，企业的效益上升，直接带来股价的上升，才能带来资本市场的真实繁荣和投资人的获利，而上市公司也才能实现再融资和持续发展。
股权分置：不规范的毒瘤，还是成功的创举？
法人股现象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法人股的出现是在1990年前后，由于当时力主股份制理论和实践的人们尚未在“股份制等于私有化”这一重大争论中占有明显优势，因此中国早期的股份制企业只能向即使反对者也承认不是私有的法人和拥有主人公地位的内部职工进行定向募集。在维护原有国有企业存量资本不分不卖的基础上，以向社会法人广泛募集新的股份，将单一的政府独资所有转化成众多社会法人共同所有的公有股份制公司，这在改革方略上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以瓜分和出卖国有企业的“砍掉老树栽新树”的私有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通过法人股募集将国有企业改组为公有股份公司就好比“老树结新枝”，从旧体制的内部滋生出新的幼芽，让旧体制的老树滋润它成长壮大，最终老树部分自然消失。这种平缓的企业改革既能不断的革除旧体制的弊端，又能避免过激的改革措施所带来的社会震荡。同时法人股聚集的过程也是中国在企业改革上借鉴西方股份公司组织形式的过程，它将跨越任何独资形态的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所无法逾越的障碍。
由于流通是股份的天性，但流通的前提又是产权的清晰化。国有企业资产存量形成的国有股是以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两种形式存在的，国有股要流动就会产生收益或者损失。但流动后，收益归谁所有，损失由谁承担，这一切在国有产权清晰化没解决和规范的国有资产组织体系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没形成之前暂不流通是正确的。
所以，中国的股权分置符合中国渐变、稳定逐步转轨的原则。从历史上，这几种划分都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国家股、法人股的划分使得中国股市能够起步；A、B股的划分使得外资和中国股市初步接轨；流通股、非流通股的划分在当时背景下不这样做也没办法起步。所以，根据国情、借鉴规范做出这样的股权分置安排无疑是正确的。
法人股市场关闭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
如果说不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的建立是中国股份制第一个特征，那么在1992年建立法人股流通市场则是中国股份制的另一个独创。募集和流通、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一对“连体兄弟”，没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则名存实亡。这是任何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准则。遵循这一规则并赋于其公有法人股的内涵，既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资本市场，让公有资产能率先在公有制范围内流动起来的权宜之计，也是把股份制同国际规范和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资本经济的一个创举。
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1992年7月和1993年4月，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STAQ和NET两个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法人股市场先后在北京建立。
两大系统运作一年的实践表明，法人股市场具有长期投资为主，适度流通为辅，投机性小，稳定性高的特点，而且两个系统在不断规范自身的基础上，已总结出一套法人股流通的审核、挂牌、披露和监管的经验。然而，正当人们普遍看好中国法人股市场的发展前景之际，这一市场却因当时证券管理部门一些同志对此持有异议而终止了。理由只有两条：其一，法人股市场和个人股市场对立，割裂了中国证券市场，不符合国际规范。其二，法人股个人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认真分析这两条理由不难看出其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后者正好解决前者的不规范之说；而就前者来说，从未有人反对中国应该早日实现资本市场的统一，在流动优于不流动，法人股应与个人股同股同权的规范理论之下，既然深沪股市承受不了这一重压，为什么不让法人股暂时先在法人股市场里流通呢？我们没有指责A股和B股两种股份并存于一个企业之中为不规范，我们也承认一个企业的A股和H股可以在两个市场上同时流通，为什么却偏偏就不容法人股的设置和流通呢？况且法人股个人化究竟是公股私有化还是私人股社会化，是国有资产流失，还是增强了公有资产的控制能力，也不宜过早下结论。更不应根据这一过早的否定理论而停止法人股流通的试验。
政府如何监管：
牛市、熊市还是人市？
我国股市自2001年6月以来，至2005年6月，持续48个月下跌，大盘指数从2200多点下跌到998多点，市值损失约2.8万亿，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难以估量。
这一时期我们究竟出台了什么反市场规律、西方股市所没有的政策呢？
1998年至2000年，股市为国企脱困服务的定位导致的“一帮一、捆绑上市”的政策导致近150家左右的国有上市公司采用了这种上市模式，其上市质量在上市后陆续出现问题，至今仍有500多家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拖欠上市公司的上千亿资金无法归还，甚至连归还的措施和强制性的政策都没有。个别国有上市公司的老总甚至理直气壮地说：“代表国家和13亿人拖欠几千万股民的钱又怎么了？”这种错误的观点和这一时期错误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从2000年下半年起，在梁定邦顾问的建议下，通过国家股按市价减持，让股市为国家的下岗和在岗职工筹集社保资金服务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争论中探讨这一减持政策的法律依据时，梁定邦提出：大陆的国家股与香港在亚洲金融风波中为阻击金融大鳄所组织的政府资金入市形成的官股性质一样，是公共产品，因此是可以特别减持的。这种不考虑大陆和香港的实际情况以及大陆国有上市公司的国家股和港府在二级市场政府资金入市形成的官股的本质差异的错误理论最终被决策者接受并成为国家股按市价减持的法律依据。
与此同时，国内对决策者有直接影响的经济学家和有外资投行背景的研究人员也陆续在内部和公开的刊物上提出中国资本市场泡沫过多，像许小年提出的“中国股市像个巨大的‘老鼠会’”，吴敬琏提出的“连赌场都不如”等观点，担心套住国有银行的资金。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对决策者的直接影响之下，在2001年5月到7月之间，两项只有中国股市特有的政策最终被推出：其一，在2001年5月出台了按市价减持国家股的政策；其二，在2001年7月派出调查组行政追查国有银行的违规资金入市，以实现筹集社保资金和挤压股市泡沫的双重目的。而到底何为银行违规资金？究竟如何看待银行的资金通过企业流入到股市？我们至今都没有定论。但这一强烈的政策信号却导致所有获知这一消息的人纷纷逃离股市，而却苦了成千上万不知情的股民。显然这两剂猛药都是海外成熟股市所不可能发生的，这实际上是在用“休克疗法”挤压股市泡沫，结果导致股市从2001年6月的2245点跌到了2001年10月的1513点，在短短的4个月里面，大盘就下跌了近700点。中国股市正是在这些人为打压股市的政策后，走上了与国民经济蓬勃向上的势头相背离的漫漫熊途。
2001年10月，中央发现了这一问题，及时果断叫停了错误的国家股减持政策。但叫停之后怎么办？由国家股减持引发的将对股市走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全流通问题已充分暴露，人们均已看到了在增量国家股按市价减持这颗小“地雷”下面，悬挂着高达近4000亿股的存量非流通股这颗大“地雷”，并且这颗“大地雷”最终也可能按市价并轨流通。存量非流通股的解决到底是照搬照抄西方股市按市价自然并轨进入流通，还是尊重中国股市的特殊国情按净资产价适当给流通股股东以补偿之后进入流通是这一时期“海归”与“本土”人士剧烈交锋的两种主要观点。而两种观点导致的做法不同，将直接决定着股市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势。预期的不确定加上这一时期“赌场论”、“千点干净论”在股市的大辩论中对下形成了对舆论的主要导向，主流媒体的持续宣传对中国股市非市场因素的下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对上则直接影响着决策者之手，股市仍在继续下跌。
这场慢性股灾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这是伴随股权分置改革4年来，“实事求是的国情派”和“照搬照抄的规范派”两种观点一直激烈交锋的焦点。前者认为股市4年的持续下跌是不正常的，其原因在于4年前由海外人士提出的国家股按市价减持的政策所致。而后者既否认按市价减持是导致股市下跌的原因，也不承认什么叫国情，认为下跌是正常的，是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和“股市连赌场都不如”，是自然挤压泡沫的结果，只有股市达到千点才是干净的点位。显然，导致这场慢性股灾的主要原因是由2001年前后受错误的股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
股市文化：是赌场，
还是和平崛起的主战场？
中国不能没有股市，而且需要一个强大的股市为基础来重构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实现金融系统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产权制度变革的深化。因此，中国经济要保持未来实现小康社会的持续经济增长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竞争格局中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地位，资本市场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全民奔小康的主战场，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体系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股市和股票具备增值功能是和赌场最重要的区别,只有论证这一功能的存在，投资人才会摒弃撞大运，学会判断和分析做理性的投资人。当然，创造三赢局面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在真实的基础上，企业的效益上升，直接带来股价的上升，才能带来资本市场的真实繁荣和投资人的获利，而上市公司也才能实现再融资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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